经济观察网 杨涛/文 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拆村并居，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被上楼”。各地目标相同：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记者调查发现，这项政策被地方政府利用、“曲解”，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有的地方突破指标范围，甚至无指标而“挂钩”，违背农民意愿，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新京报》11月2日）

“枯滕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那种乡村诗意的背景也许在今后永远成为幻影。今后的农民，再没有庭前养鸡、宅后种树的惬意，他们有的是爬楼的辛苦，有的是一望无际除了水泥、钢筋还是水泥、钢筋的被“城市化”，外加政府赠送的额外待遇---牲畜没地养，机器没处放，种田还要去坐车的烦恼。

这就意味着，农民“上楼”，农村传统没有了立足之地，传统生活习惯和文化被无情地割断，农民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是，他们居住却不得不貌似城市的楼房，生产和生活整成了一个“三不像”。

在农民被赶进楼，生产与生活被完全扭曲之后，却是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盆满钵满。因为，强迫农民“上楼”，剥夺他们的宅基地，而后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不过是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而后政府再将这些地卖给开发商，获取巨额的“土地财政”。 某一位地级市的领导雄心勃勃地称：我这个地级市一共有100万户农民，我准备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把这些村庄全拆了，因为100万户农民大概占了100万亩的建设用地。“100万户农民让他住楼，至少省出70万亩地，50万一亩就是3500亿，100万亩就是7000亿，什么事干不了!”为了赚取土地收益，将百万农民从他们宅基地和住房中连根拔起，这样断子绝孙的事，只有官员才想得到，也才敢做得出。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异常愤怒地说“过去还仅仅是占农村的耕地，现在是变成了拆人家的房，全世界都没有见过。”他还称 “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其实，过去占农村的耕地，现在要端掉农民的宅基地和拆掉他们的房子，都源于同一个逻辑---农民的权利贫困。农民是官员手中牧的羊，官员要予取予夺，农民焉敢不给，焉能不给。那怕是仅仅为了政府面子有光，你就得破费---最近广西桂林市在实施城乡风貌改造项目过程中，强制要求村民出钱粉刷外墙，就是新添的凭证。所以，农民被迫“上楼”，不过是官员以往的逻辑的发展而已，只不过，这一次是赤裸裸地撕去了披在农民身上的权利外衣。宪法规定，土地有两种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从宪法来看，农村集体对于土地拥有完整的权利，农民完全可以对官员迫使他们“上楼”说“不”。但是，实际上集体土地所有权只是一种虚幻的权利，因为对于集体土地的征用根本没有法律可依，加之村委会往往听命于地方政府，更何况，司法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根本无法制约政府权力。在这新一轮的“造城”运动中，在“土地财政”的血盆大口中，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终于结结实实摔落在地下。

农民被赶进楼，权利摔下楼，这一铁的事实再次告诉我们，纸写的权利，无法敌过权力的蛮横，没有具体的法律作出实施规定，没有现实中的权力进行制衡，便是宪法上保障的权利又如何？最后，我友情将陈锡文的话免费送给各路官员“你真是了不起！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