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陈泰然/文 两条关于“子女”的新闻很令人回味：

一是即将卸任的湖南省冷水江市人事局局长曹长清打报告给上级领导，请求为其儿子安排工作。比这一请求更离奇的是，冷水江市市委书记、市长、常务副市长纷纷在该“请求”上批示，要求对曹局长的儿子“予以关照”。（新华网12月27日报道） 

另一条新闻是去年8月以来，严端素和20多名志愿者利用课余时间，为农民工子女辅导作业。然而半个月前，严端素却突然收到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局的处罚决定书。（《人民日报》12月24日报道）

人事局长利用职权给自己的儿子安排工作，受到市领导的批准，承认其程序“合法”，而大学生志愿者奉献爱心利用业余时间为农民工子女辅导作业，却被教育局批“擅自招生办学”。同样是“子女”，局长之子和农民工之子生活的境遇相差之大，令人唏嘘。

“人人生而平等”这是启蒙时代的信念，纵观人类历史却是未有过所有人完全、绝对的平等状态。然而确实存在广大社会成员相对更加平等的社会，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成立于1776年的美国社会。但是美国的“自由平等”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在中国，我们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无法要求美国式的平等，但我们至少可以要求中国“法律上”的平等：局长和农民工的儿子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在冷水江事件中，人事局一位副局长称“市常委开会时确实有这么一个决定，就是照顾(各单位)一把手亲属子女工作……如果这个事你们查还多的是”。这个结果并不出乎意料，却让我们担忧这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危害。

中国社会之所以稳固和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化教育的结果。在巩固中国社会稳定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最有价值的首推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有一种类似宗教的约束作用，让每个人对祖宗抱有敬畏（“死后不得进祖坟”是对不肖子孙最大的惩罚）。另一巩固中国社会稳定的力量是，人才选拔制度（从科举到高考）让中国社会的“固定阶级”完全不存在，因为公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让地位晋升的机会完全公开，人人都有机会通过考试改换门庭，上升至更高的社会阶层。二者相辅相成，让中国社会的基础持久稳定，得以持续发展。

如果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

假如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用推土机把农村和依偎其中的传统宗族碾得粉碎，更可怕的是当这种“类宗教”的约束力量消失后，长期缺少一种新的信仰力量填补空白，使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突然成为“无所畏惧”的力量。

假如特权阶层垄断了底层民众上升的通路，把“社会上层”变成封闭排外的小圈子，把所掌握的人才选拔的通道变成权力自肥和利益交换的工具，他们通过渠道垄断将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民众死死的禁锢在底层，用看似“合理合法”的方式断绝了底层民众通过努力跻身社会不同阶层的机会——这样的社会将是多么危机四伏和可怕。

在大学生志愿者为农民工子女辅导作业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离开农村家乡的农民工子女们对于基本教育的主观渴望和客观缺失，在一个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中，他们的未来如想跻身更高的社会阶层，好像痴人说梦。在“冷水江事件”中，我们看到手握实权的地方官员以“市常委会决议”的形式将领导干部子女依法保送进入事业单位工作，捧起“金饭碗”。这距离假设中的危机四伏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