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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经济改革(1)

  
作者:张维迎
发布日期:2008-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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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张维迎/文 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过头看,30年前,当改革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最初,改革领导人设想大约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划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十大上市公司有5家是中国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路程如此漫长,改革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有五个转变最关键:

第一,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官员想象中的“社会需要”。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因为计划官员固执地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是不靠票证能买到的。

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信号,也是激励人们做出最优选择的机制。价格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生产成本决定,反映的是供求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去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而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配置。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重要资源(比如钢铁原材料)基本都是由国家计划配给国有企业,后来,由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它们效率更高,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使这些本来归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通过各种渠道转向它们,用来生产居民最需要的产品,逐渐地,短缺消失了,市场上的产品丰富起来。事实证明,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远比国家计划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价格机制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引入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双轨制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震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今天,价格信号不仅在调节绝大部分产品市场,而且也在调节要素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所有要素市场中发展最充分的,市场工资已成为调节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如果没有劳动市场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就业,也就不会有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而后者正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受政府管制最多,存在的问题也最多。如何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干预,让价格机制(利率、地价)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得死的资产变为活的资本,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政府还应该避免在劳动力市场上引入过多的政府干预,毁掉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现实世界中,任何资源配置都是由人做出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本身只是一个组织形态,不会做任何决策,真正做决策的是人。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变,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

企业家做决策的时候,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要看一项投入创造的价值能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如果亏损,他就面临破产,所以他的决策指向在多数情况下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是一致的;对市场的预测越准确,企业利润越多,资源配置越合理,创造的社会价值越大。而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的“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误,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位升迁。所以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浪费性投资。事实上,计划经济下政府官员挂在口上的“政治账”、“社会账”,通常不过是他们掩盖决策失误的借口而已。

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官员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并存的阶段,我们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经济决策权没有真正从政府官员转到企业家造成的。在很多产业,我们仍然有大量的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需要政府审批;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直接对企业的经营自由造成损害;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企业家总是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的表现。如果我们能给企业家更多的自由,让价格信号更好地发挥作用,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会更为迅速,腐败现象也可以大大减少。

第三,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

计划经济下,个人享有的权益基本上基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享受是由其本人或家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职位越高,控制权越大,享受也越多。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首先要获得职位;怎么获得职位,获得什么样的职位,不是依赖个人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依赖于更多其他的原因(如社会关系),依赖于某种泛政治化的、泛官僚化的过程。因此,谋求职位和追求幸福的过程并不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而更多地表现为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权力寻租的过程;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个人才能被用于权力斗争,用于内耗,所带来的常常是对财富的破坏和毁灭,而不是财富的增加。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权益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界定和保证的。在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一个人要获得财富,首先要为他人创造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市场竞争意味着一个人只有比他人能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如同样的资源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或者使用更少的资源能创造同样的市场价值,才能持续生存。市场竞争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正是由于更多的人把追求利益的目标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而带来的。然而,也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中基于官职的权益与基于财产的权益同时并存,有官职的人依然拥有巨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未来,只有将经济制度的利益基础由政府职位彻底转向私人财产,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根除腐败,降低无效率的收入差距,最充分地激发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热情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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