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者郝劲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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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的“华南虎事件”中，郝劲松作为坚定的打虎派为公众所熟知。而在此之前，他是一个著名的“诉棍”，因专门打“公益诉讼”而闻名，曾把铁道部、北京地铁总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改委等诸多国家部委和垄断企业告上法庭。他终结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并促成铁道部宣布停止春运涨价。
郝劲松说他只受过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鲁迅，另一位是崔健。“鲁迅的《铁屋中的呐喊》，说大家都在铁屋里睡觉，有个人叫喊着把大家吵醒了，当被吵醒的人出不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这个人，为什么要把大家吵醒。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要把大家吵醒，而且必须在铁皮屋里头打开一个口子，然后把这口子撕开，让大家看到有光亮，有出去的希望，然后才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和你共同把口子撕大，大家才能出去。”
“我一直想打破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如果不行动的话，我就很难受。”他说。
一
郝劲松说他现在的“反抗”是多年压抑的最终爆发。学校和单位给他留下的都是糟糕的记忆。
他是山西人，曾经上过太原一所学校。学校的管制很死，要求上晚自习，还要点名，晚上还要查宿舍。为了跑出去看当时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上海滩》，他和几个同学从厕所窗户跳出去，被老师逮住，排成队挨了一通训斥。
“有一次我记得是星期六休息，一到晚上九点十点就把电闸拉了，所有的宿舍里面没有灯了，但是楼道里有灯，我们就把桌子搬到楼道里继续玩扑克。这个时候学生会的人过来干涉，说你不能在这儿打，回去。学生会不是一种自治，而是被学校和老师操纵的一个工具，不是为了维护学生利益，而是为了打压学生。然后就争吵。”
他把这所严厉限制学生自由的学校称之为 “监狱学校”，“这种监狱学校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抗和改变的意识，在那种环境下我们很压抑的，这样一种管束，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爆发。”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县城某银行工作，发现单位也是如此，“没有民主的环境，一个单位就是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想干啥就干啥，就是独裁”。
“比如单位里的汽车要处理，行长说卖就卖了，按道理应该拍卖，是不是？由大家来投标，谁出的钱多卖谁。可他往往不这么干，他就直接卖给贪便宜的他认识的人。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腐败，那是国家财产，不是个人财产，所以就这个问题我在职工代表大会上也质问过行长。”
他试图去改变这种现状，因此而成为单位里的刺头、捣乱者和不合作分子。在大家都敷衍了事的职工代表大会上，只有郝劲松一个人在那儿较真儿地提问。他是负责会计事务监督的，就发票报销问题向行长发问，“我说有一张票住宿费是八千元，什么人住宿啊？是开会吗？如果是开会，按县城最好的标间一天二十块钱算，够四百个人开一天会，四十个人开十天。但咱们银行没有开过会，也没有组织过其他的会议，这个是怎么回事？行长就说咱们变通了一下，然后拿着手帕擦汗。”
后来发生了一起银行金库盗窃案，丢失三万元现金。最后查明是被银行里一名出纳盗窃。为了避免被追究责任，银行领导没有报案，而是私下处理了这起事件，那名出纳退还钱款，并被调离银行。这样的处理方式让郝劲松很不满，“盗窃金库罪行严重到什么程度？——在盗窃罪里头只有两个罪名是可以判死刑的，一个是盗窃国家特级文物，还有一个是盗窃国家金库”。他数次向上级银行举报此事，但未获理睬。
在山西的小县城，他感到自己的力量有限，种种努力都严重受阻，就像花盆里的植物根须，无论往哪个方向伸展，都面临着同一堵墙。于是，他向工作了八年的银行提出辞职，揣着五万多元的买断工龄费，一个人来到北京。
二
此时的郝劲松内心充满了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但是靠什么来改变呢？
“要想改变一些东西，必须要有工具，当时我觉得，这个工具就是法律。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一种规则，比如学校监狱式的管理，单位的独裁式的管理，都需要一种规则来改变。法律应该是规范这个国家的主要手段，一个13亿人的国家，如果靠人治，那一定很乱。我们目前所能运用的就是法律。很多人不得不承认说，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虽然心里不那么认为，但是他嘴上必须得承认。”
在银行上班的时候，郝劲松就在自学法律，参加自学考试，四年中先后拿到专科和本科文凭。
2003年初来到北京后，他先跑到北大蹭了整整一年的课。北大的讲座多，法学院的讲座尤其让他感兴趣，有朋友弄来课程表，他按名单去听课，贺卫方的课听得最多，还听过陈兴良的刑法、王磊的宪法、王锡锌的行政法。他每天早上坐公交车去北大，一待就是一天。
“那一年我觉得思想每天都有改变，就像一棵树那样拼命地吸取养料。那一年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法律是可以来改变一些局部问题的。整体我不清楚。2004年我就开始操作使用法律。”
郝劲松的操作方式是提起“公益诉讼”。他的第一个官司是起诉地铁厕所五毛钱收费不开发票，法院判决北京地铁公司败诉，地铁公司当庭交给他两张0.5元的发票。
首战告捷，赢得轻而易举，但他清楚，地铁公司算不上强大的对手。于是，第二次，他选择的对手是铁路部门，起诉缘由是火车餐车上就餐不开发票。官司两次败诉。
“我的斗争性很强，我是属于攻击型的，阻力越大我攻击的欲望越强。铁路就是我们当时和几个朋友开会的时候决心要拿下的堡垒。”
2005年，他和几个朋友成立了郝劲松公益诉讼中心。
为了取得更充分的证据，2005年年底，在回山西的火车上，郝劲松先后买了水果、纪念章和矿泉水，并得到了盖有公章的收据条。年后第三次起诉，法院当庭判决北京铁路局败诉，给郝劲松开具六十元的发票。不久，国家税务总局和铁道部联合印制了一种铁路专用发票，并在全国列车上配备。
第三个对手是更加“强大”的铁道部。2006年4月，郝劲松起诉铁道部春运车票涨价不开听证会程序违法。同年12月，郝劲松得到了宣布自己败诉的判决书。2007年1月7日，郝劲松发表一封颇有影响力的《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公开信》，呼吁春运彻底停止涨价。1月10号，铁道部宣布今后不再实行春运涨价制度。
三
郝劲松跟国家发改委的那场交锋，几乎是一场辛辣而又幽默的戏剧。
去年1月，发改委召开手机漫游费听证会。郝劲松向发改委申请旁听，得到的答复是“受会场条件限制无法安排您旁听会议”。实际上，听证会只安排了5个消费者名额，郝劲松为此起诉发改委，要求法院撤销发改委拒绝他旁听的行政行为，然而法院未加受理。
手机漫游费听证会于1月22日召开，郝劲松事先得知召开地点是在河南大厦，21日便在河南大厦住下。22日听证会结束后是新闻发布会，郝劲松和助手扛着摄像机进去，架好机位，准备拍下整个过程，“从入住，到表现行为艺术，我们都拍下来，把它作为资料，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些事件，对中国的民主进步是有帮助的，是有标志性意义的”。
郝劲松还抱了一个黑色花瓶入场，他将这一行为艺术命名为“黑色花瓶与听证会”，寓意听证会的秘密、不透明，只是走个过场的、花瓶一样的摆设。
主持发布会的是发改委两位司长及信息产业部的一位司长。当其中一位司长正要宣布发布会结束时，郝劲松突然跳上椅子大声发问。
“我说，对不起，我要提最后一个问题，我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郝劲松，我1月2号报名的时候你们说场地限制，不能安排我，我刚才看这个场地可以坐二百个人，但实际上你们今天参会不到六十个人，我觉得你们国家发改委撒谎呢，请给我一个解释。”
这一下，记者纷纷把镜头转过来对准郝劲松。面对意料之外的质问，一位官员显得很吃惊，说，记者你们这个、这个、这个不要拍，一连说了好几个 “这个”。另一位官员反问郝劲松，“你又不是记者，你提问干嘛？”
郝劲松毫不退缩，“我说我是公民，也是记者，互联网就是我发布信息的平台，我现在要求一个解释。”
有人恼火地大喊，“保安你们是怎么把门的，什么人都能放进来！”
这时有人说听证会结束，三位司长迅速离去。后来郝劲松在土豆网上看到过这一过程的视频，大概有一分钟，他估计是当时在场的记者拍了放到网上的。
“政府习惯当老大，它很少面对这种体制内的挑战。近距离地跳上椅子质疑你，指控你撒谎，更是没有遇到过的。但是你必须学会面对，什么是民主？十三亿人，就要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质疑，甚至是反对，你都得学会。”
郝劲松从这种战斗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与成就感：“我们的这种战斗方式是对方无法想象的。我们是攻击者，跟游击队一样。对方并不掌握我们的情况，他们是被动的。我们选择在什么时候攻击，用什么方式施加压力，他们是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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