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会议真相(2)

青年还是中年？

“中青年”、“中老年”，现在人们叫得顺口。在中文中，过去只有青年、中年、老年。对此，张钢认为他有发明权，“会议起个什么名字呢？青年？我们当时30岁左右，不是了；中年？不甘心。我记得特清楚，在月坛北小街的办公室里，有一张行军床。那天我躺在床上，屁股冲着墙，脚翘在墙上，身子在床上，我猛一翻身，叫‘中青年’！后来有人说，‘还中少年、中老年呢’，我们不管，就叫‘中青年’！”就这么定了。会议的全称叫 “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谁上莫干山？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他们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这，也构成了莫干山会议的辉煌。

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商量要在报上征文，以文选人。于是在几家报纸发消息，1984年6月12日的《经济日报》有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内容如下：

本报讯 《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

就是这条200字短讯，吹响了一个摧枯拉朽的集结号。

张钢说：“会议筹备组由 《经济学周报》承担日常组织工作。还有论文组，审阅应征的所有来稿。临时办公室设在中组部招待所。论文组组长是王小鲁，副组长是周其仁。他们一篇篇过，嘉明把关。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一个省选5人，共150人。选文章的过程中，针对郭凡生的反梯度理论，论文组发生了争执，最终，他还是被选上了。他也是从这次会上崭露头角。根据论文，最终选中了124人，其他26人是原来的经济圈儿固有的人。最终，150人＋10个领导小组成员＋记者组10个，因为在莫干山开，多给了浙江10个名额。”“天津《开发报》一个女记者哭闹着要上山，（周）其仁死活不放。后来实在不行，让她上来一晚上，第二天必须离去。总之，非常严格。”

黄江南则说是，“一位民族学院的女士，在山下哭了好长时间，非要上来。阻挡她的人说，你又不是发起单位的，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结果她说：‘我也是搞改革的啊！’挨不过她的执拗，就说让她上来呆一天就离开。结果她留了下来。”

这是趣谈。

朱嘉明回忆，“报纸发布开会并征文的消息后，全国影响震撼。不断扩大阅稿队伍，高梁很卖力气，还有蒋跃、张少杰。先看文字，不看作者，选文章时再看地点，平衡地点、题目。比如，讨论价格改革的比较多，从中挑选，再考虑地区。张维迎提交的是价格改革的文章，一开始没有被选上,后来又被选上了。郭凡生因为反梯度理论，脱颖而出。”

朱嘉明在8月13日、14日的日记中都记有：“晚上在《经济研究》讨论九月会议名单”。一经敲定，立刻通报。

1984年8月25日《经济日报》报道：

“截至8月15日止，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篇论文。论文作者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有的作者还附函叙述了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学习、探讨的情况，表达了他们关心四化大业愿为改革献计的强烈责任感。”

接着开会的风险问题，黄江南说：“政府是由人和部门组成的，有的人本身，就代表了政府。上山的还有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他们来，我们心里踏实了很多。当时不像现在，没几杆大旗不行。没人出文，一切都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

“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这话说得妙！回顾来路，每一个预示改革的动作，都穿行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

朱嘉明也一再强调李湘鲁、孔丹、王岐山上山的作用。因为他们很大程度地代表了某些中央领导的态度。

张钢说：“实际上这次会,不单是地方政府和中央级媒体单位作为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建言的合法活动平台，同时，中央最高机构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密切关注。也正因为如此，更要求我们在新闻方面要有严格的纪律。我们规定各新闻单位一律不许报道。好在他们基本遵守了这些要求。”

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周平写的会议报道在当天的新闻联播做了广播。《经济日报》会后转发了周平的报道。

后人大概不理解为什么不让报道。在当时改革和保守势力胶着对峙的时候，要想前进必须谨言慎行，避免树大招风，坏了大事。

《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丁望、《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辑朱杏清、《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红旗》杂志编辑陈晓梅等都上了山，还有中宣部理论局局长贾春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娄建、外经贸部研究室田力维、计委经济研究所赵明等等。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也参加了会，他后来再见张钢时说，如果没有参加莫干山会，他不会批准曾经热播的电视专题片 《新闻启示录》播映。莫干山会的启蒙作用可见一斑。这是后话。

黄江南记得，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他的思想很解放，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

如今年逾九旬的马宾，被奉为“左”派精神领袖。人在历史中，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