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会议真相(3)

1 | 2 | 3 | 4

新鲜的会风

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

据张钢回忆，莫干山会议的组织分了五个组。第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人组成，他们不负责会议的运作,基本也不参与会议任何决定；第二是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最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张钢任秘书长，成员有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秘书组会议又增加李湘鲁、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第三是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中青报记者部主任陆薇薇任组长；第四是会务组，由《经济学周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长是张连城和蒋晓玲；此外，最重要的是学术组，组长和副组长是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成员为各会议分组组长。

开会时间分三段，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晚上7：30－11：00。

张钢说：“那时，我参加好多会，看着老人打隔山炮，任何会都拿着稿子念。这次我们索性提出，论文不许带上山，只带身子来。没人开过这样的会。第一天让大家放羊。”

黄江南说：“具体组织工作张钢花了力气。我和嘉明主要是设计框架，组织项目内容，考虑设几个组，给每个组出题。这些题目都必须是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对的尖锐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议的讨论有的放矢、切中要害。由于我们有在国务院咨询部门工作的背景，以及一直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重大策略的策划工作，因而有基础拿出一套很有挑战性的各分组讨论课题。这些题目奠定了会议的内容、方向和基础，为会议成功奠定了一块基石。第一天，是上山交朋友，三三五五聊天，互相了解，会议分成几个组。每个组有核心的人主持会，没有报告，有中心发言，抛砖引玉，大家讨论，去哪个组听都行。”

朱嘉明说：“我们创造了很多新鲜的形式，挂牌讨论，分组，我负责对外开放组，人们分散在各个小楼里，互相串。任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组参加。”

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有时火药味儿十足。从白天到夜里，讨论、争论不休。人们精神亢奋，专注，高强度，不休息，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

成果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 “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早在开会前，张钢和刘佑成在浙江省委的会议室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报告了会议的目的及准备情况,获得支持,确定了会议的时间与地点。为保障会议顺利进行，实行了一级保卫、食品检验等各项安全措施。会后，秘书组又向浙江省常委做了汇报。

会议期间,省长薛驹及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上山看望了与会代表,并看望因劳累过度胃出血卧床的张钢。

开这么大一个全国性会议，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极其引人注目。各个部门都在静观，观风向，看看是不是这伙青年人这回要挨批评。没想到，中央领导一反常态，不仅重视会议的成果，也开始重视这伙青年。黄江南说：“年轻人的思路比较活跃，虽然不够专业，但是比官僚专业一点，给他们开阔了思路。”

莫干山会议结束，一些人继续赶写报告，9月15日就完成并上报了七份专题报告：

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之二：《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

之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

之四：《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之五：《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之六：《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

之七：《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一改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陈词滥调，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

此时，市场轨已经开始铺设，价格改革自然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前两年，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来华讲学，就引起并专门讨论过价格问题。这一次，年轻人拿出了比较务实的解决方案。

会议选了几位代表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此《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是由徐景安执笔完成的报告。

黄江南说，会开得很成功，给年轻人造了一番声势，挖掘了一批人才。他也坦言，那些被选中上山的人有很大的偶然性，“同等水平的人，我相信大有人在，有的论文入选，取决于看论文的人。而一旦被选中，他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眼界不一样，认识了核心圈的朋友，有渠道了，可以讨论最重要的改革问题。”概括莫干山会议的成果，他讲了四点：“第一是涌现了人才；第二是解放思想；第三是对决策层的又一次影响。早年，总理见‘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是第一次老青对话（那次嘉明去安徽开改革会要做报告，没有参加会见）。这次会后，有了第二次老青对话。这表明，年轻人是为国家着想，是支持改革的，不是反革命。当时，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中央的态度；第四，把经济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确立了青年是政策研究的主力军。过去，其实没有政策研究，所谓政策研究室是大秘书班子，没有独立研究，负责给领导写文件和发言稿。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到，青年人根据实际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从那时起，政府开始注重政策研究了。”

不仅赵紫阳找了几位青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

以前，青年人在社会舞台上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哪个领域都由老人、权威占据着，论资排辈。比如，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都是经济学界有名气的“权威”，青年基本不可能在刊物上露面。然而，经历了“文革”之后的思想启蒙，青年人有着强烈的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愿望，其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抱负不负民国时期起于青萍草莽的大风英雄。

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为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也是参会者的乔桐封说：“‘中青年’很快就成了气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济研究》就是从那以后开始刊登青年人的文章。”

《经济日报》9月下旬辟专版《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他们刊登了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郭振英的《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吴克的《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修泽的《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的《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陆丁、《世界经济导报》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清华大学周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其他报刊也有发表。

莫干山会效应像发射波，一波一波向外扩展。各地政府开始愿意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省长刘杰任团长，副省长何竹康任副团长，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成为他们的咨询顾问，于1985年4月在政协礼堂举行聘请仪式，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济济一堂，开创了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的先河。

有识之士意识到，要把青年经济学家组织起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于是体改委组织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随后成立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各地青年经济学会，都是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各省“中青年”对于体制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介入。

会后,与会者照了一张合影，一共183人。除了前排中间20个座位留给出席会议的领导和会议的主要人员外，其余座位没有做特别安排。

另有一张很多人在山路台阶上的合影，因为天凉和生病，许多人纷纷套上炊事员的白制服，形象颇为滑稽。

1 | 2 | 3 | 4

经济观察网相关产品

(共有条评论)

更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