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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3
刘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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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侠仗义许志永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溜 “我们必须改变那种认为政治就是革命与反革命、镇压与被镇压的传统观念,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而是为了建设,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为了约束权力。我们追求的不是物质财富,不是控制别人的权力欲望,我们惟一的私欲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这依赖于为公众谋福利的生命历程。”

这段话出自许志永去年写就的一篇充溢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文章——《政治应当是美好的》。

许志永,35岁的法律人、活动家,学养深厚,热情坚毅,活动能力出众,被诸多年轻人视为楷模,也被一些知识分子寄予厚望。他似乎生来就对贫困和苦难敏感不安,无法坐视不管。行侠仗义是他的最大爱好,其次是罗大佑的音乐。

为了理想中的美好政治,许志永已经有了一长串令人瞩目的行动履历: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代理孙大午案件,两度当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接手承德陈国清案,进行上访户调查等等。

今年10月下旬,许志永所在的公盟花费两万五在《南方周末》上登了一个广告,广告内容是,征求含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的诉讼委托。许志永和其他志愿参与的律师们将于下周正式提起公益性集体诉讼,为众多奶粉事件受害者争取赔偿。

坐在对面的许志永安静少言,眼神专注,说话语速偏慢,经常思索半晌才缓缓地、字斟句酌地表达观点。他说他确立自己的使命是在14岁——一名内向、早熟、狂妄的初中生怀抱着一个遥远的理想,那时他对遥远的估计是二十年。如今二十年已然过去,理想却仍停留在远景,他的使命一如既往:

“我要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公民,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那个优秀公民群体的一员,我要让人们相信理想和正义,让人们看到这个变革时代的希望。是的,我已经在从政,我在追求理想的政治,文明的政治,我要以自己一生的行动向亿万国民证明,政治应当是美好的,政治的确是美好的,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事业。”

今年以来,许志永曾四次探访京城“黑监狱”,所谓“黑监狱”,就是地方政府用来关押上访者的地方。

10月12日,许志永接到一条短信,“我是河南马喜荣现在关在北京市虎坊路青年宾馆后院黑监狱里,你能解救这里的二十多个人吗?紧急求救。”次日下午,他和周曙光及两位记者到达青年宾馆。这是他第四次前往。

马喜荣来到窗口前,要求出来,看守不让,于是许志永他们隔窗和她聊天。马喜荣说,她是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被警察盘问,查出了上访材料被带到派出所,然后被关押到这里。越来越多的上访者聚集到窗前,马喜荣被看守一把推到里面。

不一会,一辆面包车突然开过来,从车上跳下来三人,冲上来就打他们。看到同伴挨了耳光、拳头和脚踹,许志永很想还以拳头,“可是,我必须克制自己,必须让自己内心彻底平静,我们不是来打架的,我们是来受苦的”。

“几乎同时,我的脖子、胸部、脸上挨了拳头。那个光膀子的看守从后面猛踹我的腿,试图迫使我跪下,我平静地站在那里,对他说,我不会跟你计较的。他不断地骂,我就那么同情地看着他。”当晚他在博客中这样写道。

那天下午,他们把马喜荣从青年宾馆里接了出来,但是她最终只能跟来接访的地方人员走。马喜荣拿出她的上访材料——她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被交通肇事者撞死,她不服法院判决,为此一直上访。

“她突然在我们面前要跪下,感谢我们的救助,为我们被打而痛哭。我扶起她。其实,我内心想说,我们被打不是吃亏,能为他们分担一点痛苦是我们的荣耀。”

据许志永他们调查,目前在北京,河南省关押上访者的“黑监狱”至少有四处。某宾馆普通房间对外价格是每天120元,但一个房间关押六七个上访者,地方政府要为每个上访者每天付给宾馆150元。地方政府还要雇佣人手看管上访者。

许志永说,“黑监狱”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现象。在过去,上访者是收容遣送站里面收留的一类重点人口,2003年以后,收容遣送站取消,“黑监狱”应运而生。

“‘黑监狱’远比‘黑砖窑’更可怕,这里必须改变。我要努力把阳光带到这里,哪怕是一点点。”许志永说。

许志永最早为公众所知是在2003年。那一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三位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许志永和他的同学俞江、滕彪——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就是著名的“三博士上书”事件。违宪审查最后不了了之,但收容遣送制度不久被废除,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一步。

其实在孙志刚事件之前,许志永一直关注收容遣送制度。早在1997年,他还是兰州大学法学硕士时,他发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来访接待室门口聚集着成群结队的上访者。在聊天中,他得知这些上访者中很多人都被收容遣送过。这是他与收容遣送制度的第一次接触。

2002年,在北大读法学博士期间,他到《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兼职,每到周六周日便值班接待上访者,这些上访者中很多人也都有过被收容遣送的遭遇。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一不公正的制度,深信这个制度必将终结。

同一年,许志永竞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在《我为什么竞选人大代表》一文中,他写道:“让我们一起珍惜法律赋予我们的民主权利,让我们真诚对待我们的法律。”年底,他以高票当选。四年后他再度当选。

许志永生于1973年,出生地令他骄傲——河南省民权县,黄河故道里的一个小村庄。降生于“民权”县自是偶然,但在许志永看来似乎有某种天降大任的意味,“注定我这一辈子就是为民权而奋斗”。

中学时,沉默早熟的少年许志永在日记本里写下自己的理想:“投身公共服务,推动一个社会的变革,改变一个国家的传统,实现一个理想社会”。考大学时,他本来一心想学新闻,行侠仗义,但未能如愿,很偶然地报了法律专业。

“看到不平的事情就比较愤怒,或者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他说。多年来他经常被扮成乞丐的骗子骗走钱财和同情心,次数多了,他的警惕性也大为提高,但碰到乞讨者他仍会慷慨相助,同时会严肃正告对方 “你不能骗我”。在大街上碰到撞人事件,当撞人者和被撞者相持不下时,在一旁默默听了一阵的许志永会掺合进来,做出赔偿多少的裁决。

2001年,辽宁省铁岭市一个村子的土地被征用修高速公路,征地补偿款被村干部截留并挥霍一空。许志永从北京孤身一人前往铁岭提供法律援助。正当他召集村民们商讨解决方案时,十辆警车浩浩荡荡地开进村里,来人中有人指着许志永问,“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

激烈的争论之后,许志永被一帮人推上警车,很多村民见状纷纷横躺在警车前。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许志永下车将村民们劝开,然后上车。警车开到当地派出所,许志永继续与对方多人舌战。6个小时后,许志永被释放,他答应马上离开辽宁,但条件是离开前回村里做一下交代。很多村民聚在一户人家等着,看到许志永回来,一些老人哭了。

“我就跟他们简单地说了几句,表示我还会努力的,然后我就走了,挺难过的。我后来找过一些媒体,媒体也没有报道这个事情。村里带头的梁桂林后来被判一年劳教,这是我遭遇过的最大失败。”

1998年,许志永没能拿到硕士学位。他写的论文是《论经济法本土化的经济误区》,批判对象是著名法学家朱苏力。朱以反对西化、强调本土价值、主张法治服务大局而著称。戏剧性的是,一年后,朱苏力成为许志永的博士生导师。那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是,“民族传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它是存在的,但不一定是合理的,在现代化进程中整个社会都在发生变迁,重要的还是向别人学习,本土资源有很多误区,会让经济扭曲”。

论文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那儿,这位教授写了6页的批判书,给许志永扣上了“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等六顶大帽子。论文答辩时,他接受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轮番批判。

被传统者视为叛逆分子的许志永,并未放弃进入体制内做事情的努力。2002年在北大读博期间,许志永递交过一份与众不同的入党申请书,“在政府部门从事一些公共服务的事情更方便,我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入党的”,入党申请书里他就是这样写的。

从2005年起,许志永开始写作《中国信访报告》一书。这本近二十万字的书已由许志永和几位朋友共同完成,尚未出版。为了更深入地进行调查,他到北京城南的“上访村”住了两个月。十人间的、八人间的、六人间的房间他都住过,不过大部分的时间是住在拥挤的大院中的一个小屋里。

信访局那条胡同里聚集着大量地方政府派来接访的人。“不管什么人经过这儿不被踹几脚就不正常,一个女孩子从那里路过都要被拽几把,完全是那种流氓式的拽,天天如此,都已经疯了,完全是无法无天。”他说。

许志永第一次去那儿,胡同里两边黑压压的都是人,他往里走了二十来米,“有一个人拽住我的胳膊,问哪儿的,我说河南的。一下子就炸开了,河南的河南的。几个人就把我拽过去,说河南哪儿的?我说开封的,几个开封的马上就过来了。这几人你一拳我一脚打,问,你去过市委上访吗?我说没去,没去过就是越级上访。我的衣服上全是鞋印。”而他当时穿的是西装,自认为不太可能被当成上访者。

后来有一次他去那条胡同,见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连云港老太太,“我离她大概几米远,眼看着她被挤到了墙角,突然一个家伙一拳就把老太太打倒在地了,几个人围着老太太踹。我一看头就蒙了,照着一个人的脑袋就是一拳,几个人就把我打倒了。简单的几拳头他们就跑了,我起来就追。”

那天许志永终于火了,怒不可遏,“我冲着那些人几乎是指着鼻子骂,我说你们他妈的都是什么东西。这老太太比你妈年纪都大,你们全他妈是人渣!”那些被骂的人,都被震住了,没人敢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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