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机制有助于改革与创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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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1

刘晓光

经济观察报刘晓光/文

企业家精神的血脉传承

历史上的1928-1938年是中国民族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黄金十年，这是费正清和费维凯总结出来的，那个年代是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后，根据1928年的情况来看，那个阶段的民营企业确实发展比较快。因为那时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中国刚刚接受了一种新的制度——封建主义逐渐被瓦解，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有所发展了。第二，由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促使了中国人实业救国的心理。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19世纪20年代日本已有十条航空母舰，这是日本当年的水平。但是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航母。第三，当时的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也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当时中国有四五亿的人口，所以中国市场在世界市场中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另外，还因为当时有比较宽松的环境。那时在北伐之前，军阀比较厉害，还谈不上区域市场分割，实际上这是打破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一个很好的方向，有些稳定的状态出现。全球化和相对宽松的环境，包括外来的经济压力，尤其是日本的崛起，让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走实业救国、实业报国之路，要进行维新变法之路。

中国近代实际上有两个失败：一是康熙时的封海政策，对外政策没有开放的概念和载体，严重的闭关锁国、封海政策把我们完全限制了。而当时的荷兰人、葡萄牙人在开着战舰不断征战，英国成了“日不落帝国”。二是“寨文化”，都是土寨，一把火就能烧光。但是，欧洲那些城堡都是石头做的，挪威的城堡烧了几次都烧不坏。寨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封闭的政策。

那时候的中国太弱小，但反而是在弱小情况下的发展，所显现的力量更大。就像改革开放30年前，人均工资不到一百块钱，而现在北京的人均工资可能已经三四千块钱了，这种在弱小时期发展起来的力量似乎更强大。1928-1938年时中国的经济条件有限，那时候没有新经济行业，都是盐、米、铁、纺织、丝绸这些简单消费品的行业，产生了很多纺织大王、船王，主要是江浙一带的发展开发，包括沿海、长江沿线地区，北方的天津、中部的武汉、云南蒙自都是大商埠。

台湾有一个叫许倬云的教授，他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那段时间研究得很透。我听许倬云讲过当年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阶段，那时没有什么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从技术角度来讲肯定还是很落后，在印染或其他行业，基本上还是用国外的技术。

那个时代的经营发展其实也很残酷，我在四川丰都鬼城看过一副对联，其中下联说明那时的商业历史是血淋淋的——“金黄银白心黑手辣眼红头上有青天”，金子是黄的，银子是白的，要想拿到它就要“心黑手辣眼红头上有青天”。那时的长江一带，基本上是靠抢码头赚钱，让双方的马仔穿上烧红的铁靴，谁走的远，这码头就是谁的。在马仔走之前，先拿十万光洋给他的家人。因为穿着烧红的铁靴跑，跑完这程肯定会死。这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跟英国当时的圈地运动很相似。其实，美国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也很悲壮，很多爱尔兰人到了美国自由岛，下船后就被美国的黑社会枪杀了，钱也被抢走了。还有新奥尔良圈地运动，美国那时也有圈地运动，所有的移民晚上排队住在这儿，第二天发令枪发令，谁先跑当时就被枪毙，谁跑的远，谁的占地多。

人类的那段历史就是一个血泪纷争的历史，我看到那副对联时特别有感慨，它把血淋淋的历史说出来了——要想拿到“金黄银白”，就得心要黑、手要辣、眼要红，头上还有青天，有人罩着你。中国那时的商业竞争很残酷，它是一种隐晦的文明，不像现在这种比较透明的竞争。

后来在海外做企业的那批华人具备完全的商业精神，典型的如包玉刚、霍英东等等，他们传承了当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以后那个时期的精神。那种历史的血脉相承，大概是从文革初期开始。他们有报国志向，热情且有胆识，但技术上不很全面，完全是家族管理。他们受到西方企业的启蒙和启发，有民族自觉感、民族自尊心，这批企业家大体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产生的。

我一直希望电影界拍一部中国商业百年的纪录片，从一百年前开始导起，中国的商业萌芽开始启动了，有很多条发展脉络，比如：民国期间是一条线、抗战期间是一条线、到解放战争又是一条线，再从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到改革以后。从中国商业到世界的辐射，不同的线，不同的点，展现那些企业家当时的激情、意志、技术、资金实力、管理方法、创业精神、文化，这些很有意思。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 “世界金融企业的历史”，说的是投行的这些历史，像美林、高盛、老摩根这些大的投行。但是恰恰没有人拍过中国这段商业史，其实应该把许倬云所讲的那些历史好好研究一下。

从那段历史中能受到什么启发？一是中国人本身是很有智慧的，很勤劳，很勇敢。另一个是精神，到今天也要提倡产业报国、民族自立、民族强盛。还要提倡东西融合、开放、打破禁锢。再有，在制度方面要提倡产权一定要清晰、治理结构明确。其实，过去山西晋商的治理结构就很明确——老板是老板，东家是东家，掌柜是掌柜，干股是干股，湿股是湿股。那时还没有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理论，山西晋商的治理结构其实跟美林、高盛的MD一样，全球都有股东。MD是技术持股人，他们也有百分之零点几的股份，每年有分红。这很像晋商的治理结构，晋商的股东切割分配很科学。

从当年盛宣怀、胡雪岩他们的那段历史，到1928年-1938年的“黄金十年”，再到今天这代企业家，是有一个血脉的传承：第一，在比较痛苦的民族环境和背景下延续而来。从大清没落后，我们长期被人欺负宰割，都有一种自强心。第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门也开了，这代人有知识、有眼界，看到了西方的发达状况，因与国内反差更大，他们的心理更受到冲击。他们都有一定的知识层次，知道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化的管理知识。第三，大家还是在想如何能使中华民族摆脱贫困，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我们不能一味地骄傲到成吉思汗时期，那个年代太遥远，并不代表现代中国的强盛。

在当代，柳传志、张瑞敏这些人应该是算作同一代企业家，而像我一样的这批人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来的，有的做了私人企业，有的做了国有企业，有的做了上市公司。这代企业家跟当年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相比，我们的条件好多了，当然在有些机制上可能活力还不够。

中国下一步发展核心在于机制创新

现在来看，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距，中国有4.3万的GDP，日本是4.8万亿，虽然我们排在第二位，但人均相比却是日本的十几分之一。我们的劳动生产力和效率还是低很多。

2009年，我作为对话嘉宾参加了达沃斯夏季峰会上关于绿色经济的论坛，会后我心里很难受。这次的绿色复苏、绿色革命，导致中国将来会在重压之下，几乎所有人都用异样眼光看着中国，中国已是排放第一大国，发达国家都在攻击和质问中国为什么还在排放。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IT，第四次革命可能就是绿色经济。绿色革命的起点很高，发达国家把碳交易规则、碳交易价格都制定下来了，技术也储备好了，又开始发牌了。中国不减排不行，要减排就要有技术，要买他们的技术和设备。绿色经济可能是世界经济利益格局转变的重大转折点，但是我们没有准备：第一，能否将绿色革命上升到国家战略上去；第二，是否有基本的制度；第三，能否令其进入全民的普及教育；第四，能否克服一些价格障碍、成本障碍、制度障碍、税收障碍；第五，能否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全民可实施的战略。

发达国家排放一个多世纪了，现在不让我们排放和发展了。什么叫GDP？原材料、能源消耗加上排气排污排渣，等于GDP。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我们也减排，我们有自己明确的方案目标，但是发达国家不能跟我们说多少年必须减多少。为什么这样讲？这其实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较量和博弈。

现在我们国家经济行业发展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就像叠罗汉一样，我们在罗汉底层，扛着别人，为什么？第一，技术创新不行。技术创新跟经济实力相关，技术创新的核心是人，能把人调动起来的核心是机制，没有这种机制就没有真正的优秀人才，没有真正的优秀人才就没有这种创新。比如IT、生物制药以及新能源动力技术，这些事物的核心都是技术创新，而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

中国基本属于加工大国、能源消耗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大市场，下一步我们的核心可能还是机制创新。如何把人完全的调动起来，建立起一套完全创新的机制，使中华民族再上一个新台阶，不能仅仅满足于我们能够安排就业、我们是生产大国了。暂时处于这种状态可以，但长期并不可行。比如美国，它把全世界的钱都吸引过去了，把全世界的人才都吸引过去了，100个清华、北大毕业生，80多个都到美国去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机制问题。技术说到底是创新机制的问题，创新机制说到底就是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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