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机制有助于改革与创新(2)

14:36

2009-12-21

刘晓光

为什么我们国家在机制创新和个人发展上没有很好的动作？这不是简单的问题。可能涉及到历史和中国文化的问题，汉民族自古讲究中庸，很多文化都体现出这点，比如“出头的椽子先烂”，“少说为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还有“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些文化把人压抑了、扭曲了。有些恶劣的机制，对于已经成才的人是一种压抑，对没有成才的人可能是一种砍削。

比如在中国改革的前沿，深圳为什么突然活跃起来了？它是一种全新的机制，摆脱了原来的束缚，这是一种人的能量的释放。很多老人去了深圳看到这些景象以后，有些人掉泪了，说这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让邓小平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他讲的很清楚。实际上这还是一个人的原动力的释放，人的能量的释放。你需要让人的思想不断地飞翔，给他一片天地，给他一个新机制。

中国多年来为什么很少有人研究出新技术？中国有一种土壤，如果你不在这个土壤中行走，你可能会失去生存的地位和条件，所以你只能去适应。还有法律的原因，比如我发明一个技术，几天就被人偷走了，也没有人保护我的权益，这属于知识产权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如果产权不清楚，就没有真正的治理结构，如果没有真正的治理结构就没有真正的动力机制，没有真正的动力机制就没有一个好企业，就是这种逻辑关系。只有产权清晰，治理结构才能清晰，治理结构清晰了才能有真正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有了这些东西才能有无限的创造力。

联想为什么那么厉害？35%的分红权拿走了。然后激励机制改革后又转换成股权了，现在他们又有了一个更新的动作——29%的股份给了泛海。联想现在等于是一个标准的“混合所有制”。柳传志做得很好，他开始也不敢大动作，开始时只是获得了一个分红权，分红权给了他们之后他们不敢分钱，最后这笔钱很宝贵，变成了股权的资本。但这只是大概率事件中一个极小概率事件。联想成功的最核心原因是出现了一套宽松的机制，制度是最闪光的一点，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说“制度决定人的扭曲和变形”。

我原来想提一个建议，后来不敢提——十多年前有2000多万工人下岗，国家地方要给每个人4万块钱作为补偿，一共8000多亿。我设想，能不能不给他们钱，而是把这8000亿投到中国电信、中国烟草或者中国石油这样的企业中，每人占有四五千股。每人每年可分一两千块钱，让他再自谋第二职业。张维迎在亚布力年会的时候说，应该将两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拿出一半分发给民众。实际上他想试图解决机制的形象化和具体化问题。

我们需要改革的声音

现在中国企业下一步发展大概有这么几个大问题：一是改革还要进行，不改革，不进行机制上的塑造，在一个水平上可以走，再往上肯定就走不动了，碰到天花板了。第二个，要创新，抢占世界经济的制高点，IT这一块已经过去了，中国也赶上了一部分，但是基本上是由美国主导。这次的绿色经济，我估计会是由欧洲和美国主导，谁的起点跟他们一样谁就发财了，就会在经济利益格局变化中更强大。第三，还要在中国企业提倡产业报国、民族自立这些观念，要提倡使命感。第四个方面，应该提倡更多企业做一些公益，改变企业家心灵中的问题，体现更高的精神价值。另外，要向西方大企业学习。学习他们的管理技术、战略愿景、方法制度、机制塑造、市场的营销技术、品牌渠道。

关于改革的内容很多，将来肯定还要有一个产权清晰、治理结构清晰的问题，这是现代化的机制塑造问题。另外，中国企业还是要走国际化。国际化并非合资就算国际化，要有国际化的资本、国际化的人才、国际化的机制、国际化的市场和国际化的营销渠道，这是一体化的。比如芬兰，它是一个森林国，也是造纸大国，但是它自己的森林并不动，它们90%的造纸厂是在国际上占领。

所以，这次金融危机是最大的投资机会，在矿产、石油、天然气、水源、林业、品牌、渠道各个方面，最好的抢占资源的机会我们没有及时抓住。首先是由于主要精力放在了四万亿的投资拉动上了。第二，政府更多的关注在民生上。最关键是我们没有做好真正的准备，没有将这个机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我们还是要上升到国家战略，组织一些“国家队”或者很好的民营企业，有目的、有战略性的去占领资源，因为我们将来还会面临人多、地少、资源少的局面。当年日本有个拓殖银行，在美国经济不行的时候，日本有一段时间很活跃，在上世纪80年代，鼓励大量企业进军世界市场，就是进行海外扩张，那个时候日本几乎用十年时间就把美国市场占领了。

其实，现在中国的企业家还是应该有一种共同的声音，要有改革的愿景，要有这种改革的声音、开放的声音、市场化的声音。因为如果不改革，改革动力没了，发展就要停顿了。如果你的GDP发展很快，光看到好的一面，但是改革动力没了，那你可能在这个阶段要停滞不前了。改革要改什么？这是更具体的问题，比如是否要产权制度改革？是否要建立真正的治理结构？一个企业，不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机制，又如何与世界接轨？这都是大问题。否则，我们会总觉得自己过得很好，认为国有企业利润很大，实际上这些数字掩盖了很多东西。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改革的声音。

（作者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本专题由本报与中国企业家论坛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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