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无论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由知识结构决定，总之，康有为是以“托古改制”这一中国历代改革者最常用的方式登上近代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的。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以鬼斧神工之法颠覆了几千年来的孔子和儒学形象，再造了一个“改革”的孔子和儒学，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合法性。

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时，正是康构建他的儒学时期，梁对乃师的再造儒学大为折服，随后就参与了《新学伪经考》等书的编写工作。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更是依老师康有为之说，积极主张奉孔子为“教主”、“圣人”，主张立儒学为国教，以此作为变法的最重要理论根据。在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他将“保教”与“保国”和“保种”并列为变法的目的。他的《西学书目表后序》，则明确要求将孔子奉为教主，强调通过读经，大力宣扬“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同时声明这并非因为自己信孔尊孔而“自袒其教之言也”。在给康的信中，他甚至认为此时创立、传播“孔教”比维新运动还重要，坦承“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钻研孔教之志。因此，他对在民间设立孔庙、举行祭孔活动也非常支持，在1896年底，他曾给驻美公使伍廷芳写信，建议仿照西方宗教仪式，在美洲的海外华人中劝设孔庙，定期礼拜。

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这时，他大量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其思想进入到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脑质”为之改变。他脱离了维新时期以“托古改制”宣扬改革的中国传统话语，而更多地以西学词汇、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而同样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此时仍坚持“托古改制”理念，并在海外更为积极地进行以孔子为国教的保教活动。对此，梁渐生歧意，终于在1902年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 “国教”，与乃师大唱反调。开篇他即声明：“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他承认，自己曾是保教大旗下之“一小卒徒也”，但现在之所以反对，首先因为“教非人力所能保”。他认为，各种宗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竞争发展。其次，他认为儒学的本质并非宗教，而持保教论者现在也处处模仿佛教、基督教，主张“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著信仰之规条”。姑且不论这种主张能否成功，即使能成功，也是对孔子的诬蔑，因为孔子并未像耶稣那样自称是上帝之子，也未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他批评保教的根本失误，在于根本不知宗教为何物，误解了宗教的概念，最后“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

第三，他承认主张保教者有抵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抵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良苦用心，但他明确说道：“耶教之入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权利者。中国人之入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教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但真传教、真信教者，对中国并无害处，而基督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吾中国汪汪若千顷之波”，不但有本土的道教，而且对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都能容纳，何必于基督教独不能容呢？

而后，他详细论述了政教分离、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问题。他提醒说，保教论者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不知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适相刺谬也”。不知其师康有为读到此句时作何感想。梁氏还以欧洲历史上血流成河的几百年宗教战争，说明政教不分的可怕结果。正是巨大的灾难，使欧洲各国开始政教分离。他还特别强调，“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论、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保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无损于人者也，故他人与政府皆不得干预。”因此，社会才大大进步。如果将儒学立为国教，中国将“教争”立起。他告诫说，“保教”的最大危害是“束缚国民思想”，因为“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但自汉武帝以后，儒学却成为束缚思想自由的绳索，使思想渐渐窒息。

面对各种几乎是势不可挡的“新学”，当时的保教论者也有人力论可以用现在的新学说、新理论重新解释孔子，对此，梁启超也大不以为然：“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但这其实是“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他认为，孔子所见或有与今日新学理暗合之处，然若一定要将二者一一比附纳入，这种思维的实质还是因真理与孔子暗合才接受，“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而对那些不能与孔子暗合的学理，“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也不敢接受、遵从，因为其结果是阻碍真理在国人中的传播。因此，他颇为激动地写道：“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然则以此术保教者，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可断言也！”如果去掉过于尖刻的“舞文贱儒”四字，此番评析，对百年后的“新儒家”却也完全适用，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

君不见，时下祭孔、拜孔、尊孔之风正盛，更不乏以和谐、环保、自由、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人权、市场经济……一切现代价值来诠释、比附儒学，论证所有这些价值观念儒学早就有之，想以此使儒学“返本开新”的新儒学者。若起梁氏于地下，面对此情此景，他依然会果决地做出“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的断言罢。

最后，他再次强调：“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承认“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因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

为此，梁启超专门给老师康有为写信，反复陈说自己反对保教的理由，甚至批评老师在海外筹款建筑孔庙、祭孔祀天活动对本党并无益处，“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还批评花20万捐资在新加坡建一孔庙实在可惜，不如兴办学校和其他公益事业。读史观今，现在许多地方不是依然校舍破旧、各项公益事业落后，但政府却一直在花巨资造神建庙么？近日，更有政府要花300亿元在孔孟家乡建“文化标志城”。我们是应赞叹梁氏的高瞻远瞩，百年前的批评竟然还如此具有“当代性”，还是应为此种传统的特别深厚而遗憾？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不啻是梁启超的“谢本师”，文章一出，康梁虽然私谊仍在，但学术思想已明确分为两途。对梁氏来说，爱老师，但更要爱真理；爱孔子，但更要反对将思想定于一尊、反对任何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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