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官商

在前一期专栏《商父争权》中，写了清末的大官商盛宣怀，今天继续说他。

终其一生，盛宣怀所开拓的实务，无论是轮运、矿务、电报，还是铁路、钢铁和银行，都是一个现代商业国家的基础性产业，每一项俱事关国计民生，稍有不慎，都可能动摇国本。更为惊心的是，他身处一个财尽民贫、国家饱受侵略屈辱的乱世，国库空虚，官僚腐败，民众迷信，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力量，他凭一己之力，以弱者的身份呈现强人之姿态，从列强手中夺回了诸多的国家主权和经济权益。盛氏每办一实业，必身躬亲为，不嫌其烦。1894年，他在中国大修建铁路的时候，已年过五旬，而且时患哮喘、痢疾等恶疾，他仍然奔波各地，在病榻上处理事务。他交际广大，据记载，有常年通信的人士就多达2000余人，每有私密重要信函，必亲撰亲写，其精力旺盛实在骇人。

盛氏的所有事业都是在跟国际资本的竞争中壮大起来的。他对国外资本从来十分警惕，以强悍的姿态与之抗衡。在招商局时期，他跟英美公司在长江航运上打了10年的 “水仗”，洋商为了压垮招商局，一度把运费降到过去的一成，他硬是挺身而战，最终把对手逼到谈判桌上签订了“齐价合同”。在办中国电报总局的时候，他顶住压力，通过艰苦谈判，将两家外资电报公司在沿海地带的电线全数拆除，让“洋线不得上陆”，维护了国家主权。办铁厂和修铁路也是一样，他坚持以我为主，反对洋股介入，因此甚至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重臣公开抗辩。1897年，也是洋务派名士的容闳提出用法国资金修筑天津至江苏镇江的津镇线，盛氏得知后，“恐以后各路事权均属外人，无一路可以自主”，因此百般阻扰，容闳是盛宣怀数十年好友，此议且得到李鸿章认同，盛仍不惜翻脸，直言反对。在矿务勘探和开采上，他每一听说洋商发现或打算开采某一工程，就必定要急急地写信给朝廷，要么阻止要么抢先，总之要把矿权揽入怀中。数十年间，在很多时刻，盛宣怀的确扮演了国家经济利益捍卫者的角色，这也是他十分值得尊敬和怀念的地方。

盛宣怀与洋人竞争的重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政府垄断资源。早在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他就提议用40万石漕运业务来为公司“打底”；在跟洋商打“水仗”的时候，他要求李鸿章给予种种政策上的优惠扶持，譬如减免漕运空回船税、减免茶税、增加运籍水脚以及缓提官本等等；办铁厂和修铁路时，他更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求“轨归厂造”，保证了汉阳铁厂的利润，另一方面则全面排斥洋资进入。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因失火造成重大损失，盛宣怀被派去救局，他以保护民族纺织业为由，提出两大产业政策，一是严禁洋商进口纺织机器而设厂，二是织布局的纺织品销售“免完税厘”，这一卡一免，就为陷入困境的企业放出了一条活路。

盛氏的这种经营战略，在后来的中国经济学者看来一点也不陌生，它几乎是所有国营垄断型企业的必杀招数。其利在于，垄断能够产生庞大的效益和竞争力，其弊则在于，企业因此患上“政策依赖症”，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能力，就跟百年后的无数国营企业一样，在摆脱了初期的困境之后，国营体制内在的弊端必然愈演愈烈，终成不治之症。据当时人士记载，盛氏所属的诸多企业都官气沉沉，同乡遍地，效率低下。哈佛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描述盛宣怀主持下的通商银行，“董事们主要关心的，是控制各省与北京之间汇划政府经费这一有利可图的业务，没有向工业提供贷款的打算。其少数的工业贷款，也主要给了盛自己掌控的企业。”这种垄断型国企的利弊，百年以后视之仍然是昭然若揭。费正清因此对他的评价是：“由官员变为官僚企业家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盛宣怀……他喜欢搞官场上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他在那些明显地享受着垄断或者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中无往而不胜；而在有竞争的企业中却往往败北。”

盛宣怀的恩师李鸿章曾用十六字形容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这种“一体两面”的官商形象，正是洋务运动的一大特色。在千年的正统儒家思维中，商人天性重利，社会地位不但在官士农工之下，甚至还排在乞丐、妓女之后。晚清国衰，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开始改变对商人的观感，官督商办既是无奈之举，也有深刻的进步性。可是，在具体的操作中，政府始终无法遏制自己对权利的欲望，情形危机时，商人被大大地推在前面，而等到环境稍有更新，当即无情出手，不但揽事争利，而且罗罪逐人，从来不假颜色。

作为“官督民办”模式的首倡者，盛宣怀的基本理念是 “民资可用，也可欺凌。洋资可用，绝不可信。”

他的所有实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均有民间资本参与，他深信“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不过从实践来看，“非商办不能谋其利”或是商业真理，“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却是大大的未必。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商股在经营中都没有说话权，仅为可利用者而已。在盛氏的经营团队中，多有买办出身的职业经理人，其中不乏像郑观应这样的经营奇才，不过，这些资金及人才在盛看来，都无非是可以利用之 “物”而已。对所有项目，他一直以政府代管人的身份牢牢地掌握着控制权。

数十年间，盛宣怀多次被言官弹劾，其指责大多是“害则归公，利则归己”、“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其指摘应半是诬陷半是事实所在。盛宣怀所经营企业，往往公私不分，没有回避制度，更没有透明、公开的监管体制。他掌印招商局后，把买办出身的徐润、唐廷枢先后驱赶出局，同时还乘危将他们的股份据为己有，经多年暗箱操作，终于持股2.2万股，值银440万两，成为最大的个人股东。接管之初，他在清算产业时发现，购并旗昌时有47间房产约合50万两，没有列入账册，便密函李鸿章，建议派心腹数人另立一个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8％的收益，并询问李是否愿意附股。在创办通商银行时，为了争取朝廷支持，他公然向大学士王文韶行贿，为他在银行中“代留500股”。正是在这种暧昧不清的经营活动中，他成为了晚清“首富”。在他去世后，盛家请出“世家恩公”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出面主持清理财产，认定财产总额为白银1349万两。盛宣怀一生自诩为国经略，尝说“言者皆指为利权在手，不知此皆千百人之公利，非一人之私利也……不过想要就商务开拓，渐及自强，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使各国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在如此慷慨陈词之下，身处一个民穷财尽的年代，居然能聚敛如此财富，实在是一个大讽刺的事实。

盛宣怀这类“天才型官商”的出现，既是偶然，也为必然。总而言之，却是中国商业进步的一个悲剧。他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却始终无法摆脱官商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强势试验，在暮气重重的晚清帝国掀起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另一方面，则因其强势的官商风格，让洋务运动越来越浓烈地笼罩上了国营垄断的气质。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观察家论坛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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