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城市化和土地制度（1）

上月16日中国颁发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在集体仍然保留林地的所有权的前提下，将农村家庭承包制从耕地拓展、延伸到林地，农民获得了盼望已久的对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并获得对林木的所有权。在这之前，几千年来一直靠山吃山的农民，在当年推行集体化后便失去了对林木的处置权和收益权。现在将这些权利作为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部分还给农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我由衷为农民高兴。如果政府能够言而有信，坚持这项制度长期不变，一定能够避免林木的过度砍伐，改善山区的绿化和水土流失，增加农民的收入，显著提高山区的农业生产力。

中国的农民为什么比城里人穷

日常交谈时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一般来说，中国的农民比城里人穷得多？他们的收入差距为什么还在扩大？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好回答。光从统计数字来看，答案似乎很明显。虽然去年中国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55%，但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仅占全国GNP的13%；而城市人口尽管只占总人口的44%，却创造了87%的GDP。如果将GNP看作一国总收入的近似值，则55%的农村人口只获得总收入的13%；剩下的45%的城市人口却获得了总收入的87%。所以，上面的问题有容易回答的一面，因为光看这些数字，就知道答案了。

当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好一些。原因是改革开放后，本来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流动的农民，现在总算获得自由，可以外出打工了。他们获得的非农收入，对他们留在老家的亲人来说，不无小补。所以，家中有人外出打工的兼业农日子多少要好过一些。根据2004年1号文件，现在情况最糟的是纯农户，即家里没人外出打工的农户。纯农户中，又以完全种植粮食的纯粮农的情况最为困难。这是因为粮食生产是土地密集型的，需要较多的土地才能获得平均收入。然而，由于现行土地制度下的农地分配规则，中国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主要由农户在本村总人口中的份额决定，和所种的作物对土地的要求关系不大，不像在美国等典型的市场经济中粮农的土地规模远远大于菜农、花农等的规模。
可是，农民为什么比城里人穷得多、收入差还在扩大的问题，又确实不好回答，因为涉及许多深层次的因素。一般来说，在经历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经济中，作为一个普遍规律，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比重必然日益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必然上升。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会随之相应下降。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快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则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改善。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等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则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变化不大，但至少不会恶化。可是，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远远慢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日益恶化。今天的发达国家当年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般能做到农村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比重的同步下降，避免了农业人口的贫困化。而中国却属于第三种情况，即农业产值的比重下降得远远比农村人口比重快得多。

有办法使农业的产值在GNP中的比重不下降乃至上升吗？答案是，作为经济的普遍规律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人们须臾离不开对农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对粮食的需求，然而一旦满足之后，人们的胃口受生理因素的局限，一般很难扩大。在健康意识大大提高的今天，大家对暴饮暴食的行为更是十分警惕。所以不管食品的价格如何低廉或总收入如何提高，人们无法成倍增加对食品的需求。

农民如何才能致富

衡量食品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一般称为恩格尔系数，这一系数在所有的国家里都在下降。作为农民主要销售对象的城里人，他们的收入虽然远较农村人口为高，增长的速度也远远超出农村人口，可是城里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得更快。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大部分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小于1，无法和服饰、电器、娱乐、旅游、汽车和住房相比。每一百分比的收入增量中，只有少量收入会用于食品，而越来越多的部分会用于各种制成品和各色服务，因而对食品的总需求增加很慢，对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却增加很快。所以，对应于这种总需求的构成的变化，GNP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必然会不断上升，而农业的比重必然会不断下降。这是经济规律，也是表明社会进步的好事。然而，这对农村人口来说却不一定是好事，除非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能相应地不断下降。不然，农民的收入相对城里人就会每况愈下。

所以，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社会中，还是要让农村人口从农村中加速转移出来，主要是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去，剩下的农民才有致富的希望。例如，相对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只占13%的现状，如果今天中国只有26%，而不是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的收入就会提高一倍。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前提是城市化，所以一般来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就等同于城市化的发展。换言之，用城市化的途径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减少农村人口是一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经济的普遍规律。全世界都是走的这条道路。

对这么一条经济的普遍规律，在国人中有共识吗？很遗憾，至今都没有。虽然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来，中国摸索现代化的道路已经长达166年，东亚地区的其他经济都已先后实现了现代化，可是中国仍然在寻找一条自己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为什么不走世界共同的现代化道路呢？因为很多国人是“不信邪”的，对他们来说，任何经济的共同规律都首先要符合中国的“国情”才能采用。据说中国的“国情”十分特殊，一般的经济规律在中国的特殊国情面前立即失效。所以，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特殊的经济规律。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出这些特殊的经济规律来，并向全世界庄严宣示：当代的经济学根本无法指导中国。中国必须在与自己独特的国情相配合的独特的经济规律的指导下，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殊不知，这种“不信邪”的态度，166年来不知使中国走了多少冤枉路，浪费了多少岁月。

话又说回来，这166年中，中国毕竟接受了现代化的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鸦片战争之前连这个观念也是不接受的。五千年的泱泱大国怎能接受由西方蛮夷确立的伤风败俗的现代化生产模式呢？这岂不是对祖宗的陈规旧矩的彻底背叛吗？环顾世界，西亚和非洲颇有一些国家至今连现代化的观念也不接受，一心要回到宗教主宰一切的中古时代去。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多少人反对实现现代化，这是要大大庆贺的。可是如何抵达现代化的彼岸呢？

一定要搞城市化吗

刚才说到，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前提是城市化，所以一般来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就等同于城市化的发展。换言之，用城市化的途径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减少农村人口是一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可是，对一些强调国情、不信邪的国人来说，全世界都走的是这条道路，难道中国就一定要走吗？

首先，搞现代化一定要搞服务业吗？难道服务业不是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只是在流通领域中分享剩余价值的寄生产业吗？于是，本来可以大大吸收农村人口的服务业被长期打入“冷宫”。至今，中国的服务业所吸收的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达5-6个百分点。如果能够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的服务业就能多吸收三千多万的农村人口。

其次，对一些强调国情、不信邪的国人来说，搞现代化一定要搞城市化吗？所以，应该大力发展据说可以使工农商学兵结合一体、以军事化的方式后院炼钢的公社制度，后来又提倡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如果亦工亦农的乡镇企业职工能够 “织布东窗下，悠然见南山”，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农村工业化吗？特别是搞现代化一定要发展大城市吗？看看当年的上海，看看当年的香港，难道不是充满寄生虫的消费性城市吗？城市发展起来后，不是会有各种可怕的城市病吗？特别是会有大量的贫民窟吗？所以应该大力实行乡村小城镇化，严格限制大城市。这几年又有自上而下，每年花费几千亿的建设新农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