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城市化和土地制度（2）

作者：文贯中

发布日期：2008-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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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乡镇企业好景不长，不但逐渐凋零，而且逐渐私有化。这一定会使一些国人十分伤感。更使他们伤心不已的是，农民工并不因为新农村运动的兴起而更愿意滞留于老家，对毫无生气的许多小城镇也并无留恋，而是熟视无睹，穿行而过，毫不犹豫地直奔遥远的大城市。原因呢？虽然农村在逐渐改变之中，毕竟已经人满为患，难以谋生。小城镇房价确实低廉，可是何处去寻觅一份工作呢？即使勉强找到就业的机会，所付的工资极为可怜，实在不足以吸引农民留下。显然，农民并不因为据说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小城镇化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就欣然牺牲自己的利益，克己复礼，积极配合。不过这样一来，如果连农民都对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化不感兴趣，这条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小城镇化的道路是否就更符合中国国情，也就越来越露出了显眼的破绽。

在寻找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又是要农村工业化，又是要乡村小城镇化，又是要建设新农村，总之，要走出一条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来。结果呢，至今中国的城市化和服务业都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世界的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不是说要以史为鉴吗？谁又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呢？很难。为什么？因为高唱中国国情特殊论的人，就像当年高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一样，永远占据了制高点，可以随时质疑别人的动机和目的，诉诸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我们的农民，在寻找中国现代化独特道路的漫长过程中，他们却必须要为各种异想天开的社会实验埋单。结果是，中国的现状仍然是55%的农村人口只能分到13%的国民生产总值。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中国城市化达到45%，已经相当了不起。是的，根据宋俊岭、黄序主编的《中国城镇化知识15讲》，中国的城市化起点很低。1952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达到12.46%（根据著名美籍华裔经济学家赵冈研究，宋朝时中国的城市化一度达到20%以上）。整个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没有什么变化，1978年才达到17.92%。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的真正提高是从1978年，特别是1990年以后开始的。199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26.41%，1998年达到30.40%，2007更达到45%。

基于这些数据，我同意人们的判断，即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其实也是城市化加速的30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移民潮。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差不多20年间，中国走了一条城市化、反全球化和反现代化的道路，最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带有对这一时期严重滞后的城市化“补课”的性质。设想当年如果没有大跃进的严重失误，没有三线建设的曲折弯路，没有十年浩劫的“文革”，没有千万知青和干部的下乡插队，中国在1978年的城市化水平应该会高得多。如果1952年后中国能以每年0.5%的速度推进城市化（尽管1950年代有过激的农业集体化和城市的工商改造，这段时期中国城市化的实际速度比这个速度只略低一点），以1952年的12.46%为起点，1978年城市化水平应该达到26%，而不是18%左右。这一城市化水平虽然仍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39%左右），但应该远远高于1978年的实际水平。按照这个假设的数字，1978年到2007年将近30年期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19%，而不是27%。所以，中国在过去30年间城市化确实是快的，但不应忘记，这个过程的前期带有“补课”的性质。

现有城市化模式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历了30年的快速城市化，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显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世界的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目前的城市化模式隐含着不少严重的问题：第一，城市化主要吸收农民来打工，而不是来定居。这和世界的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有很大差别。按照北大章铮教授的研究，农村中18到25岁的人到城市打工，好像只是走了一圈，25岁以后大都又回去了，真正在城市里留下来定居的人不多；第二，东南沿海的很多农民，例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村居民，通过本地村镇的城市化，正在变成城市居民的一部分，这是令人鼓舞的。但今后的城市化主要吸收中西部的农民。由于他们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本地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育程度和东南沿海无法相比，吸收他们成为城市居民的难度会越来越高；第三，30年来，由于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种种限制，城市化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特别是住房成本高企不下的情况下。面对人口的主要来源是收入低、人力资本少的中西部农民，房价又已抬得如此之高，接下来的30年，中国能不能保持同样的城市化速度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第四，中国实行的两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严重歧视、排斥农民进城定居。农民不但面临高昂的城市化房价，而且面对许多不友好的城市制度。

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变成完全由政府支配的过程。任何一个城市要向周边扩大，或者任何一个新兴城市要崛起，都涉及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问题。这个过程必须由政府出面征用才能完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城市化的土地供应完全由各级政府垄断起来了。为了使土地财政极大化，它们必然把地价越抬越高，给农民的补偿则越少越好。这么做不但使农民难以分享土地收入，使城市化的成本越来越高，也使政府供应土地和住房的责任越来越大。可是，政府本身应该做的事情都忙不过来，还在搞这种本来应该由市场解决的事情，原因是其中的好处一言难尽，所以各级政府乐此不疲。只是这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完全违反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客观规律，肯定是一条不可持久的也是对农民十分不公的道路。

如果城市化的成本降不下来，那么未来30年的城市化速度就会大大放慢。主要不是中国没有能力建造楼宇，各大城市满眼都是耸入云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楼宇，便是中国有强大的建筑能力的明证。可是，这些白天令人羡慕的楼宇一到晚上往往黯淡无光，隐隐地在泣诉它们遭受的寂寞和冷遇。为什么呢？没有足够的有购买能力的人口前来购买或租借。现在开发商风光不再，面对门可罗雀的房市望眼欲穿，一边企盼有贵人降临，一边抱怨政府的宏观调控使房市有价无市，使他们手头积累越来越多的空置楼宇。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十分疲软的房市如果崩溃怎么办？我并不鼓吹房市应该崩溃，但是我主张应该坚决引导房价的逐步而有序地回归到人们的实际购买力所能长期支撑的水平。如果中国做不到使房价下降到一般居民、特别是来自农村的人口买得起或租得起的水平，那么通过城市化吸收农民的速度便会再次下降。

由以上讨论可知，因为经济的普遍规律，农业产值占GNP的比重只会继续下降。如果农村人口的比重因为城市化的过高成本而无法有相应的下降，未来农村人口的收入状况就可想而知。我多次指出，城市化的意义，不在于通过剥夺农村实现自我现代化。新加坡的城市化模式对中国的国情来说借鉴意义实在并不很大。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来说，城市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尽可能多地、成本尽可能低地将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如果中国的城市化做不到这一点，而是一味排斥农民，这样的城市化就是最大地违反中国的国情。而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便是导致中国走上这条歧路的制度因素。所以一定要对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城市的户籍制度作进一步的改革，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中国的真实国情。

文贯中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james.wen@trinco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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