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世界博览会

“一九六二年，世界博览会在上海召开了。会议规模惊人的庞大，不仅是上海市区，连江北、吴淞口、崇明岛都是会场，除去物品的展出，更有各种宗教与学术的交流。这一年，也是中国维新五十周年的纪念。首都南京举办盛大的庆典，英国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菲律宾、匈牙利的总统及夫人，及其他强国的钦差大臣，都前来道贺，签署了万国太平条约。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是梁启超幻想的世界。在此刻陷于忙碌、喧闹的上海，阅读《新中国未来记》充满了莫名的趣味。随处可见吉祥物海宝，一个接一个的建筑工地。2009年的上海，就像2007年的北京一样，为一年后的一场盛大集会而过度紧张与兴奋。这是梁启超曾经想象的那个世界博览会吗？

出版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政治幻想小说，也是梁启超一生中惟一的文学尝试。那一年他29岁，却已饱经世事，再没有一位同代人像他那样领略过人生的辉煌与低谷，经历过思想上如此戏剧性的转折。

1873年，他出生于离广州城不远的一个乡村读书人家。那是个古老、缓慢而安静的世界。尽管古老的帝国正面临着内部溃烂和西方的冲击，但这影响到来得仍是细微而迟缓。一个像他这样的孩子，学习儒家经典、参与科举考试，是不容质疑的人生道路。

他是个早熟的孩子，10岁就有了神童的美誉，16岁中了举人，主考官必定是惊异于他的才华，将其堂妹嫁给了他。但之后，或许他的才华更加灿烂，但运气却消失了。18岁前往北京参加争夺进士的会试，却名落孙山。不过，失败的北京之行却帮助他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在回家路经上海途中，他买到了一本《瀛环志略》，它是中国最早、最全面的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它比魏源的《海国图志》更为详细充分。这是一次令人惊异的阅读——原来中国之外还有五大洲各国。

传统中国的世界观正在崩溃。也是这一年，梁启超遇到了年长他十五岁的康有为。后者已经32岁，却仍只是秀才，于是他也决心反叛旧传统。他到过香港，购买过世界地图和各种西方翻译书籍。他也讥讽正统学派，蔑视僵化的“八股文”，准备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诠释儒家传统，他力图让那些熟读经典的人相信，他们都搞错了，孔子信奉的是变化与发展，而非固守传统。

梁启超决定跟随这位举止狂狷的老师。甲午战争，将这一对师徒推到舞台中央。败在长期被轻视的日本人手中，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机，而这危机则又迫使中国从梦中醒来，决心改变。一开始，梁启超只是一位跟随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和主要助手，他参与了“公车上书”，连夜抄写老师的文章，以抗议《马关条约》的签定。这一行为算不得离经叛道，东汉年间的太学生就不断用这样的集体行动来实现自己的意志。

这一行为没有改变割让台湾、巨额赔偿的悲剧，却让康有为和梁启超获得了他们在科举制中无法获得的中心感。他们接下来的行为，不再是传统的士大夫，而更像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组织社团“强学会”，创办报纸，影响舆论，而梁启超的天才也开始展现出来——他是个天生的舆论缔造者，善于以文字激励人心。一种显著的变化正在形成，民间力量第一次借助现代印刷术，造就出一个宽阔的公共平台，发言者获得了比庙堂之中更广泛的影响力。

他们成为了1898年短暂变革的领导性人物，新知识让他们获得了权力。但与权力的蜜月期实在短暂，在持续了一百天激情洋溢却又肤浅急躁的努力之后，变革戛然而止，一些人断送了生命，而这一对师徒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

流亡暂时压抑了梁启超的政治能力，却激发起他的智力冒险。在前往日本的轮船上，他就开始学习日语，并动手翻译日本作家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流亡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志士红莲，从事复国活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留学费城的日本青年东海散士，这四个人物的相逢，上演的是故国沦亡与重建国家的悲情与抱负，其间又有儿女情长。时代背景囊括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中日战争等诸多重大事件。

正身感故国飘零的梁启超深深为此触动，写一本类似的小说的念头开始兴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在1902年创刊的《新小说》杂志中以他标志性的夸张语气写道。维新的失败经历，让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意识到，改变中国无法依赖最高权力者的意志，而要改变的是整个国家的思维方式。小说要承担这个重任，因为每个人都能读得懂它。既然状元宰相、才子佳人、狐仙鬼怪可以通过话本小说深入人心，那么民族国家、物竞天择、君主立宪这些新思想，也一定可以通过新的小说形态来传播。伏尔泰是梁启超心目中的英雄，他凭借小说和戏剧，改变了整个法国的风俗。

《新中国未来记》分五期连载在《新小说》上。或许在很多方面它不像是小说，而是政论家的狂想曲。通过孔博士在1962年世博会上的回顾演讲，梁启超臆想了一个中国的建国与复兴过程。1902年至1962年，六十年被划分成六个时代，中国逐渐从一个专制、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共和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促成这种变化的三种主要力量是：外国的欺凌唤起了中国人的爱国心；民间志士的不懈努力；皇帝的自省，让权于民。而小说的两位主人公黄克强与李去病的游历与辩论，则把读者带回到二十世纪初那个慌乱、躁动、血性又雄心勃勃的年代。是革命还是改良？该怎样驱逐外侮？中国会亡国亡种吗？——表面上它是对未来的畅想，事实上它是对现实情绪的展现与追问。

如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作品一样，它模仿痕迹鲜明。除去《佳人奇遇》，美国作家贝拉的《回顾》也是它典型的参照对象。与其说这是小说，不如说它是一个政论家自言自语的辩论，但是这种辩论为中国小说增添了新元素，拓展了新维度。它也没有写完，五回之后戛然而止，梁启超去忙着做那些他认定更紧要的事情去了。

但是这本如今很少被阅读的作品，却富有预见性地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基调——在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民族国家时代里，中国如何建国、赢得独立与尊重。按照文学评论家李欧梵的观点，它很可能是中国惟一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建国小说，它提供了一个国家生长所需要的神话，而这神话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国家的强大压倒了任何其他目标。

历史总是充满了嘲弄。到了梁启超热烈憧憬的一九六二年，整个国家其实仍生活在大饥荒的边缘。历史也充满了遗忘和重复，不知二零一零年的世博会上，主办者该怎样回顾这一个世纪的中国故事。

许知远

《生活》杂志出版人edmund.z.x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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