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沉重的转型

2009-06-16

柳红

《经济研究》的特殊意义，既与它所在的经济所的地位相关，也有其独立的学术地位。这本1955年创刊、1966年停刊、1978年复刊的杂志，进入改革时代，经历了鲜为人知的转型过程，到1980年代中期，成为探索改革开放的学术平台，领风气之先。

在刚刚经历了几十年政治运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老大单位里，一本杂志的地位有些尴尬：不是一线研究室，却是风向标；权力不大，责任却很大；既被 “轻视”，又是众矢之的。和那个时代的杂志一样，《经济研究》编辑查校马恩列斯毛语录极其认真，连标点都不会错。语录用黑体字标出，作者大量引用，文字层层保护，论据多从黑体字里摘出。 “文革”前，于光远曾称赞《经济研究》的引文 “绝对准确”。

老唐（人们都这么叫），是1983年第7期-1989年第1期《经济研究》的常务副主编唐宗。社科院各所的杂志主编都挂所长名，实际负责人叫常务副主编。刚接手《经济研究》，他就听说，某位领导如果不把自己的文章放在头条，就会说： “下期再发吧！”此时的老唐尚不知深浅，他的主意是，既然让我干，就要按我的来，换个样子。他自讨 “苦”吃地悄悄搞起了刊物改革，说是为了促进理论研究转轨和体制改革进程，现在想来，当时的他是多么的自不量力。

1983年秋，在编辑部通讯员会上，他听到不少对《经济研究》的批评：有些文章让人 “难读、难懂、难受”； “有人名气很大，文章空洞无物”； “理论要指导实践，要有能‘开窍’的文章”。老唐沉住气，一边观察，一边找出路。《经济研究》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引领改革探索的中老年作者，如于光远、马洪、廖季立、董辅秖、吴敬琏、厉以宁、高尚全、方生、曾启贤、乌家培、赵人伟、黄范章等。老唐也把目光投向了青年。1984年9月，编辑乔桐封参加完第一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会，从莫干山回京，老唐就向她了解情况。这年，有78位作者头一次在《经济研究》发文，和老作者的比例是41：59。如1984年第10期，发表了研究生蔡重直主张开放金融市场和楼继伟、周小川探索价格体系改革的论文。这在《经济研究》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老唐拿出了一份汇报提纲：《关于<经济研究>编辑工作的几个方针性问题》。它强调百家争鸣， “要为不同观点特别是一时还居于少数地位的观点提供发表机会。提倡自由切实的讨论，批评与反批评都要坚持平等态度、以理服人，反对强加于人”。提纲得到所分党组和编委会认可，这就成为他实施刊物转型的总纲了。既放手干，也准备承担政治风险；大胆用稿，又不授人以柄。

进入1985年，谁都看到《经济研究》的突破和新局面。这一年，一共有40篇年轻作者的文章，占22%。比如王小强的《把西藏经济的 “输血”机制转变为 “造血”机制》，农村组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体改所的《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等等。老唐想和青年交朋友，他让乔桐封找些人来聊聊。那天来了十几位，挤在小小的办公室里海阔天空。编辑部一点财权都没有，老唐拿自己的咖啡招待他们。发王小强文章前，老唐也请他来，听他讲西藏之行。那天王小强有些激动，一面是求贤若渴的老唐，一面是需要平台的 “小强”。据传，《红旗》杂志编辑部也察觉到“《经济研究》变了”。所谓 “变”，不知是好还是不好，老唐没问过。

老唐是上海人，1933年生，1957年从北大毕业和同班同学赵人伟一起分到经济所进《经济研究》当编辑。1957年 “5·19”北大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时，于光远正在大饭厅上团课。当时传说经济系应届毕业生分配不出去，大家发愁出路，挽留于光远攀谈到深夜。唐宗说： “别的都忘记了，只记得他反复讲自己是革命的阿Q主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能找到可干的事。”

我早有耳闻： “《经济研究》只要唐宗看了，就没错字”。而他用的无非是苦功，累得不行，就躺在床上看校样。为了开拓稿源，他使了个“笨办法”，向全国征集经济类应届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整个编辑部像觅宝一样，发现有价值的，就商请作者浓缩，在刊物上发表。从中，他们还编辑出版了1985、1986、1987年《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选》。

思想理论界风浪不断，这时又冒出了个荒诞的 “马丁事件”。是指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上马丁的文章《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经过外国媒体报道再转回国内，以讹传讹，被说成是“高层次精神污染”、 “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此同时，1986年2月，世经所的秦柳方给胡乔木打报告，列举报刊上的 “自由化”观点，第一条就是《经济研究》1985年第11期发表的体改所的研究报告，并附文若干，其中有马丁这篇。没想到，胡乔木把材料呈送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之后，领导人批示： “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致使马丁事件没有掀起大浪来。人们已经厌烦透了这类举动，于光远呼吁理论界点名批评，董辅秖建议 “中宣部对个别向中央领导谎报理论界 ‘军情’，又不愿将不同意见写成文章公开讨论的人进行批评帮助”。

唐宗忍无可忍，决心回应。他字字琢磨，写了篇尖锐长文，不想牵连编辑部和经济所，以个人名义发表。他曾对个别编辑透露，自己预测的日后可能的政治风险无非两种情况：“一是批判我，那我还有发言权，不怕”； “二是极而言之像 ‘文革’那样，不分青红皂白把你一棍子打下去再说，根本不让你申辩。这样 ‘文革’卷土重来，中国就完了，我个人还算得了什么呢？”

他在文章中写道： “有个别同志，……在当前我国经济研究领域发现了一片 ‘混乱现象’，失魂落魄似地打小报告，谎报军情，主张对经济理论界的 ‘自由化倾向’严加控制。……任何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经济理论工作者都不能不关注这样的同志究竟想把我们控制到哪里去。”

“有人竟以为可以不必以理服人，而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要在理论观点上充当裁判，……该信所举的 ‘自由化倾向’或 ‘混乱现象’，无非是说有人主张市场机制要在经济系统运行中起重要作用，要建立资金市场和劳动市场，实行自主选择职业和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主张价格改革步伐可以更大一些，或者主张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何罪之有？据说这就犯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计划经济的弥天大罪……”

针对告状信中要对年轻人加强控制的言论，他说： “千万不能有意无意地去挫伤他们理论研究的锐气。”

该文章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5期一刊出，一位学长托人带来便条： “宗：我和这里一些同志读了您的大作，十分赞赏，的确代表了您们刊物的水平，特表示祝贺。”一位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来信： “接连而至的马丁事件和秦xx小报告，在我们青年学生中引起了一阵惶恐……难道经济学界刚从徘徊中走出，又要再一次被禁锢？！真是万幸，顶住了！……我和我的同学们谢谢您，谢谢《经济研究》。”还有一封来信称该文“淋漓尽致”，碰巧这天，一位同事在楼梯上碰到老唐，脱口而出： “你的文章淋漓但尚未尽致”，他品出了该文留有余地的味道。

然而，老唐为此付出了代价。1987年分党组生活会上，所长董辅秖把责任揽过去： “如果有什么责任，首先是所长负责。”老唐激动了，他说： “我编《经济研究》没别的企求，只是想把自己当成一块砖，让后来的年轻人能在这块砖上平坦地走过去”， “我要当这么块砖还不行吗？”两三年后，这笔账又被翻出来当成整人的棍子。老唐一直耿耿于怀，竟没人来跟他当面讲这篇文章究竟 “错”在哪里。他说，我提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明确，就是中国不改革有没有出路？没有。不探索能不能改革？不能。所以，反对探索，实质就是反对改革。

老唐特别欣赏发展所的《农民、市场和制度创新——包产到户八年后农村发展面临的深层改革》一文，要发在1987年第1期上。已经排了清样，又碰上敏感时刻，想保护刊物和作者发言权。老唐征求意见，是照发还是缓发？主要执笔人周其仁很有信心地说： “谁要批就得在同一层次上批，没有调查的人没法批。”文章照发不误。当有人惊讶地问到： “你们现在还敢发这样的文章啊？”老唐答： “我们有把握。”

编辑部开过两个会，一是1985年的经济机制理论讨论会，再是1988年的宏观经济基本理论讨论会。它们标志着《经济研究》内容转型的两个阶段：先是从理论脱离实际，转到注重实际经济过程及其机制研究；继而，由注重对策研究上升到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董辅秖很高兴，因为常听到外界对《经济研究》的好评： “比别的刊物不是高一点，而是高一截”； “过去阅览室里的《经济研究》布满灰尘，现在大家抢着看，都揉烂了”。老唐这时反而给老董泼冷水： “《经济研究》上去很难，下来很容易。”确实，他“如履薄冰”，既准备承担政治风险，更怕落后于改革发展的需要。

端午节前听老唐回顾这段岁月，他心怀感激于编辑部同仁的辛勤工作与合作以及对刊物转型的贡献。他是个追求完美、严谨到极致的人，一如夏天里白衬衫靠脖领的扣子还系得严严整整。瘦弱的身躯里洋溢着方刚血气，思想仍然奔驰，电脑用得很棒。我的眼前老浮现起他时而深情、时而激愤的样子，后悔忘记对他说：亏得你有《经济研究》，亏得《经济研究》有你。老唐这一生最有价值的事业是启动了《经济研究》转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顺便一提，《经济研究》1985年定价0.45元，稿费18元/千字，1987年提高到20元/千字。印数约56000册。

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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