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与呵护之心，即在人心，也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建立的秩序的一部分。徐贲先生著文谈到，古代希腊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安葬，因为 “安葬之礼划出了人世的最后边界：神是不死的；兽虽必死但却死而不埋；只有人必死，而且必埋。 ‘人’ (hu－manus)和 ‘掩埋’ (humare)、以及‘该埋的’ (humandus)共属同一个字源”。同样比如 “良知”这种东西，它也是人类成员安顿自身、规范自身的重要体现，是人类成员在这个广大世界上建立秩序的一部分。康德的那句名言众人皆知，有两件东西令他始终感到敬畏： “头顶上的璀璨的星空”和 “心中的道德律令”。

当然法律也是城邦价值的一部分，但法律是价值的体现，并非价值本身。在这些被世世代代的人们视为不可动摇的东西面前，克瑞翁刚出炉的法令，倒显得像是一种挑衅和冒犯。它无视人们心目中的活生生的生命原则和世界原则，无视这个世界上已经有的精神秩序和道德秩序，无视人们曾经从中获得保护和力量的根基，而将自己的一套东西突然强加在它们上面。安提戈涅的批评一针见血： “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人们所说的，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体现了从母系血亲制度转向现代父权制度的过渡，难道 “现代”就意味着与千百年来人们生活的基本原则彻底决裂？克瑞翁还口口声声称安提戈涅是一个女人，因而不能听她的，如果是男人还好一些。这就更加站不住脚了。

撒谎和制造恐惧，是专制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克瑞翁也不例外。他运用能够想得起来的疯狂语词漫骂死者，说他回来 “想要放火把他的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烧个精光，想要喝他族人的血，使剩下的人成为奴隶”。他故意忘却了一个事实：正是他所赞美的那位卫国英雄哥哥，毁约占着王位不放，才引起了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

大文学家歌德是这样评价克瑞翁的： “一种违反一般道德的行为绝不能叫做政治道德。克瑞翁禁止收葬波吕涅克斯，不仅使腐化的死尸污染空气，而且让鹰犬之类把尸体上撕下来的骨肉碎片衔着到处跑，以致污染祭坛。这样一种人神共嫉的行动绝不是一种政治德行，而是一种政治罪行。”

（黑体字原本如此，见 《歌德谈话录》）

歌德所说的 “违反一般道德的行为不能叫做政治道德”，提前预言了他身后一百多年、上个世纪的主要灾难——极权主义灾难。这个灾难的某个突出方面，就是将每个民族在源头上都会制定的古老法则，比如 “不撒谎”、 “不杀人”、 “不欺骗”，让它们全部失效。

重负的安提戈涅

玛莎·纳斯鲍姆是当代美国诗性哲学家，极为出色和有影响。她曾经与阿马蒂亚·森关系很深，很难说那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独树一帜的经济学思想，是否受了这位女性的某些影响。她在中文世界已经有了两本翻译《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中的运气与伦理》 （译林出版社）和 《诗性正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非常值得推荐。

然而那本专论古希腊诗与哲学的书中，对于安提戈涅的分析，却不能令人折服。纳斯鲍姆站在多元价值的立场上 （这个无可置疑），认为克瑞翁与安提戈涅有着同样致命的问题——只抱着单一和狭隘的标准，就像克瑞翁对于 “神的律令”无动于衷一样，安提戈涅对于城邦价值也置之脑后。并且这两人同样不具有对于具体人们的爱 （“这两个怪人显然都逃过了爱神的眼睛”）。她提到安提戈涅对于妹妹伊斯墨涅是冷淡的，当妹妹表示出不愿出力，安提戈涅甚至对她表现出敌意；对于未婚夫海蒙，安提戈涅也没有特别表现出关爱和热情。

纳斯鲍姆是在一种 “正常”的情况下说这番话。在日常生活场景之中，一个女孩子会把更多的热情倾注到未婚夫身上，与周围人们形成一种呵护与被呵护的密切关系。然而，安提戈涅始终生活在一种极端的情形之下。她经历了所有的灾难，而且它们都是那么地令人难堪；与她家族所有成员一样，她的命运是被播弄的，不由自主的。一般生活中那些可爱的小东西，包括现代爱情的某些形式，对她来说也许是陌生的。

说到底安提戈涅是一种处境上的逼仄。而这种逼仄恰恰是克瑞翁制造出来的。他发布一手遮天的命令，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任何空间，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表述。眼看着亲人的尸体，被鹰犬啄得血肉模糊，这些动物们还将带着残血的碎肉带到神坛上，不仅是安提戈涅，城邦的其他人们也会感到艰于呼吸。他们并不是同意克瑞翁的法令，而是如安提戈涅所说的， “恐惧堵住了他们的嘴”。因此，一方面是克瑞翁的淫威和众人的沉默，一方面是这个女孩子柔弱的肩膀，后者的重量要能够抵得上前者，或者要让别人体验到她的力量，就需要将自己集中到某一点上，将某一件事情完成。

纳斯鲍姆的论述中提醒安提戈涅作为个人是弱小的，她的事业根本上需要城邦的帮助才能完成。但若是整个城邦迫于压力，只能供奉犬儒主义，或在私下嘁嘁喳喳，那么这副重担只有放在了愿意直接站到对面的安提戈涅身上。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沉默，无疑添加了安提戈涅的负担，令她的处境更加沉重。克瑞翁就直截了当地问她： “如果你的行动和他们不同，你不觉得可耻吗？”安提戈涅的回答是： “尊重一个同母兄弟，并没有什么可耻。”然而她所尊重的人，已经长眠地下，与她分离，再也不可能给她传输新鲜的力量。她独自一人，忍受着与众人的割裂，忍受着与爱人及亲人的分离。这是她的无奈，但不可以看作是她抛弃了众人。

这个年轻姑娘还被人误解的是——明明是出于一种虔敬，出于对深厚价值的肯定，出于一种承担的行为，却被看作是一种背叛，一种挑衅，一种目中无人的狂妄。她完全不是一个造反派，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说，她一个 “保守主义者”，她希望保护和保有城邦中久经考验的东西。在她身上活跃的力量与沉静的力量相比，起码同样地强大，后者甚至更为强大。赞扬她的人说她有勇气，但有时候 “勇气”这个概念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不是背后有着强大的价值信念作为支撑，勇气很可能沦为鲁莽，或直接等于鲁莽。鲁莽的人不会坚持，而安提戈涅是无限坚持的。

在某个时刻，安提戈涅令人想起了那位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都不幸洞察到时代的某个方面，被抛到某个艰难的位置上面，而感到 “整个世界的链条都断了，但是偏偏要让我将它们接好”，不是每个人都中得这样头等的负彩，这是他们的坏运气，是他们的原罪。不同之处在于，哈姆雷特已经进入 “后开创时代”，即一个反思的时代，他装疯卖傻、耽于思虑不仅不被嘲笑，而且还被赋予了最为深厚的美感。安提戈涅没有这样的福气，她仍然属于 “开创时代”，这个意思是说，一些基本的东西 （世界的框架和基本价值）仍然需要通过行为来确立，只有行动为这个世界提供叙事。她必须采取行动。

必须承担行动所带来的重力，这是最为困难的。与思虑不同，行动会产生结果，会打破一个看似安逸、平静的局面，会波及其他人，将他们也从原来的生活中拖出来，诞生一个新的格局。而由最初的行动所导致的那个长长的链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行动者无法看到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而一旦采取行动之后又变得无法更改，这是令人真正感到忧虑的。这一点对于克瑞翁也是一样。他只管想要建立起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颁发“禁埋令”到底会出怎样的后果，产生有什么样的连锁反应，这些他并不去想。安提戈涅执意要埋葬哥哥，她知道这会降祸于己，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样状况，她并没有马上面对，而是后来才来到的。及至她后来也悲叹，“要把我带走，我还没有听过婚歌，没有上过新床，没有享受过婚姻的幸福和养育儿女的快乐”。尤其是她在石屋中自杀之后，未婚夫海蒙也在她的面前相继自杀，海蒙的母亲同样悲痛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连串血流成河的事件是后来慢慢到来的，它们并不出现在行动者最初的视野之内。就像是一连串的意外，最终都砸到了行动者的脚面上。不幸被夺走生命的人们，既是他们本人的损失，也是这个世界的损失和伤痛。

行动总是一个打破。它不可避免总是片面的，而带来的结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双面的。尤其是对于行动者来说，也许负面大于正面的：即使行动本身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这个人为行动本身所付出的人性代价，这是否就是 “行动之恶”？或者说 “行动之缺损”？行动中的人，肯定不想沉思者那样思虑完满，他 （她）们甚至将自己弄成碎片，撒在这个世界上。与这个世界打交道，肯定不是一件美学方面的事情。

当然，结论并不是取消行动，或以 “不可知”作为借口，导向行动瘫痪、意志麻痹。也许有人会拿这个东西当作借口。然而，不行动的借口，经常是有关别的什么，而无关行动和行动背后的理念。

结局或惩罚

作为叙事，一定要看结尾。结尾的安排，透露了叙事者的真正立场。黑格尔两边都有理的说法，表明他缺乏把握叙事作品的经验。

先知特瑞西阿斯带来了城邦面临的新厄运：因为克瑞翁下令暴尸，猛禽们将从尸体上撕下来的肉带到了神坛上，给城邦带来了污染。经过了一系列讨价还价之后，克瑞翁决定改正自己的决定。他感叹道： “哎呀，多么为难啊！可是我仍然得回心转意——我答应让步。我们不能和命运对抗。” “我现在相信，一个人最好是一生遵守众神制定的律条。”那个年代，统治者仍然需要服膺于某些东西，允许某些东西存在于自己的头顶之上。

这种时候才体现出他的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是一致的。假如城邦遭受危害，作为统治者那是他的政治责任，他需要负起这个责任，要为城邦解除危机，否则他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事情已经晚了，一系列的血案鱼贯前来。没有人能够发布法令制裁克瑞翁，因为他是最高的统治者。但是他的亲人一个接一个悲惨地死去，让他成为孤家寡人，这是叙事者能够替他安排的结局，也是对于他行为的评价。这个维稳的急先锋，最终成了制造新麻烦和悲剧的源头。而事情既然由他而起，那么接受惩罚的只有他本人。

“哎呀呀，这罪过不能从我的肩头上转嫁他人！”他向天悲叹道：“我手中的一切都弄糟了，还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命运落到了我头上。”

歌队最终唱道： “谨慎的人最有福；千万不要犯不敬神的罪；傲慢的人狂言妄语汇招惹严重惩罚，这个教训使人老来时小心谨慎。”但凡这个世界上还有统治者，他们都需要听进去这一番话，不能当一个傲慢、听不进别人话的罪人。他的后人会继承什么样的 “遗产”，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会继承什么样的历史，和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前途，这是为他自己所看不见的。因此他只能谨慎，绝不能狂妄。

安提戈涅以她短暂的生命划过暴政的天空，揭示了 “天地良心”的永恒存在。统治者克瑞翁陪伴着这个女孩，站在故事的另一侧，永远接受惩罚。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wp9952@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