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目前发起的汇率战以及克鲁格曼对阮坚情绪性的批判，诠释了丹尼·布兰奇弗劳尔关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悲观的立场。实际上，危机根源并非是不可知的。在上升为决策依据时，关于危机根源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被操控。研究发现，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会导致经济上的失衡，而且也会导致政治上的失衡。当经济上的失衡扩大到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掌控的经济资源可以轻易左右或俘获决策者的时候，经济不均衡就会与政治不均衡一起陷入恶性循环，任何试图打破此种循环的改革都将遭遇强大阻力。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荷（RobertDahl）认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可能产生其他不平等。达荷在其著作 《关于政治平等》(OnPoliticale－quality)中指出：“政治资源不均衡的积累可能导致多种可能性：政治不均衡可能会呈螺旋式上升，可以说，达到了一个不会逆转的水平。”耶鲁大学学者鲁斯·简德森（BruceJudson）就认为，美国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分化已经达到了达荷所说的无法逆转的阶段。他在2009年出版的 《可能发生在这儿》一书中就忧心忡忡地警告说，美国中产阶级因为危机冲击破产而日渐削弱，如果没有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美国民主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一旦政治上不均衡达到“不可逆转的水平”，美国就可能完全失去了通过改革来矫正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平衡的机会，美国民主宪政也将难以为继。

美国布鲁金斯学者、万德比尔特大学法学院玛格丽特·布莱尔教授（VanderbiltUniversityLawSchool，其《所有权与控制权：面向21世纪公司治理探索》一书在中国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就认为，过去几十年，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金融领域占整个国民收入和财富比重过大，最麻烦的一面，就是它们用这些财富影响政策和抵制改革，而放松监管又进一步恶化了这种差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收入不平等可能会持续，因为它们更能影响华盛顿的权力和监管机构。这些人通过政治影响力阻挠改革和推动放松监管的立法，而放松监管又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行业杠杆的过度使用，美国家庭过度负债，更多过度冒险的金融创新，从而创造更多资产泡沫和虚幻财富。金融行业从中能够获得更大份额的收入和财富，进一步加剧收入和贫富差距，加深美国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根据布莱尔的研究，金融创新导致杠杆的滥用，形成资产泡沫，掩盖了过度负债，并给人以财富增长的虚幻，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金融行业以工资、费用和奖金形式获得国民收入份额日渐增长，在2007年，金融行业占GDP份额保持在1980年水平，而金融保险行业获得的收入的占比当年达到顶峰，占GDP的7.9%，而1980年只占4.9%。也就是说，2007年金融行业多拿走了3个百分点，大约4120亿美元，与1980年相比，相当于从每个美国人手中转移了1365美元的财富给金融行业的人。金融行业每个雇员的报酬从1980年每年2万美元上涨到最近几年每年10万美元（包括秘书和职员）。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泡沫持续膨胀时期不会引起人们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因为，通胀能使资产增值，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在整个泡沫膨胀期间，都能够展示他们管理组合产生的账面收益大大超过了支付给他们的报酬，投资者自然乐意支付高额的费用、薪水、佣金和奖金。只要泡沫不破裂，价值创造的虚幻就让投资者接受更高杠杆，让金融行业从业者获得特别优厚报酬合法化；二是经济上重复泡沫和崩溃循环的效应，已经成为推动金融行业薪酬上升的齿轮，并进一步扩大了美国财富和收入的差距。按照联储统计，从2008年7月到2009年3月，美国损失了3.4万亿不动产财富。这大体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30300美元。同一时期，美国损失了7.4万亿股票财富，按照美联储统计，平摊到美国每个家庭大约是66200美元。

华尔街掌握的巨大财富在金融改革立法中转化为巨大的政治能量。据统计，在过去10年，金融业在影响华盛顿上花费的钱比任何行业都多，达到了39亿美元。在金融改革立法过程中，金融行业为阻止和削弱金融改革的力度，在2009年和2010年第一季度花费在游说上的费用就高达13亿美元。据美国一个民间组织（Ameri－canforFinancialReform）统计，在金改法立法过程中，金融业在2009年花费在华盛顿的游说上为4.65亿美元，比2008年多了800万美元。也就是说，2009年每天游说的开支为140万美元，花在每个国会议员身上的钱100万美元。金融行业总共雇用了国会70名成员和940名前联邦雇员代表其进行游说。

华尔街六家最大银行——高盛、美国银行、JP摩根·蔡思、花旗集团，摩根斯坦利和威尔斯·法戈（WellsFargo），主要负责这些游说活动。这6家大银行和它们控制的协会共雇用了243名游说者。这些人过去都在联邦政府工作，202人是原国会工作人员，其余在白宫、财政部和相关联邦机构，相当于每个银行有44名说客。这些人员中包括33名前主管、54名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职员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职员（或目前委员会成员）和28名立法主任。他们都是能够在背后给参众两院重量级议员施加影响的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有5名职员充当了大银行的说客，银行委员会的理查德·谢比和成员恰克·斯卡莫尔和蒂姆·约翰森每个人都有4名原职员在为大银行游说。六大银行和协会自美联储救助贝尔斯登时起，花费在游说和影响华盛顿（通过游说、政治捐款、协会政治公关活动）的费用就达到了6亿美元的规模。到2010年，金改法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两院进行协调和最后定稿期间），金融行业加强了游说的攻势。就在2010年第一季度，最大的25家银行总共花费了1100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

除了强大的游说攻势外，金融行业还利用美国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对美国议员施加影响。2008年，金融、保险和不动产行业为争夺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候选人，在选举中花了创纪录的4.75亿美元捐款。34名提出削弱消费者保护的众议院议员总共从金融行业在2009年获得了380万美元（按照消费者组织提供的数据）的政治捐款。2009年12月，就在众议院委员会投票表决时，因为法案允许州在消费者保护上规定比联邦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标准，伊利诺伊斯众议员梅丽莎·宾（MelissaBean）就威胁阻止该法案，除非法案明确规定，联邦消费者保护法效力高于州法 （这正是金融业所要求的，其目的是排除在消费者保护上标准更高的州法的适用）。后有人揭露，宾在2009年为其中期选举从金融服务行业获得了393000美元捐助，是其筹措竞选经费总额的一半。

华尔街的银弹攻势对金改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迫使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如消费者保护、衍生交易等监管改革上一再妥协，金融改革力度大打折扣。《国际投资者》杂志在7月份的一篇评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改革如果让华尔街哭泣的话，那一定是惊喜的眼泪。华尔街最害怕的交易工具，如信用违约互换，没有受到限制。争议的沃尔克规则，最终也被消解了。银行有将近12年才最终放弃自营业务和对冲基金投资，法案要求对39个问题进行研究，从如何改革信用评级机构到自营交易概念的界定，当某个问题被列入进一步研究时，通常就不会再被提及。”

贺绍奇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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