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字又陵，1854年1月出生在福州一个中医的家中，幼年就开始受到传统的私塾教育，苦读四书五经，准备走科举入仕的旧路。但12岁时父亲突然病故，家中已无力供他将来应考的长期读书，只得另走他路。

这时，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之后正在缓慢变化，引进西方现代大机器生产造枪炮轮船的洋务运动正在开始。1867年，13岁的严复进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开始学习数、理、化、天文、地理、航海、英语等新知识。当时，这些都是被人看不起的“末技”，富贵人家子弟入此种学堂者绝少，大都是贫寒人家子弟在无奈之中才甘受歧视进入这类学校。严复毕业之后，曾在海军短暂实习，于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留学期间，他除了进一步系统学习自然科学和海军知识外，还研读了许多哲学、社会科学著作。1879年，25岁的严复学成归国，在母校教了一年书后就来到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此后近20年中，严复便一直在这所学校任职。当时留学归来人员由于没有科举的“功名”，仍受歧视，所以从1885年起，严复连续三次回乡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严复的仕途并不顺利，不获李鸿章重用，直到1890年，才当上权力不大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

虽然仕途不顺，但严复一直关心时局，深忧中国的未来，思考救国之道。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给他极强的刺激，痛感不能不公开说出自己的思考，以唤醒国人。1895年，他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这四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介绍了进化论，而且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呼吁中国必须急变、大变，对传统的专制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公开论说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都是窃国大盗，“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西方强大的“命脉”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即追求真理、立政为公。

他认为，此二者中国虽然也有，但西方“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与不自由异耳”。因为“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西方富强的奥秘在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后来的一些文章中，他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了更尖锐的批判，认为牛体不可为马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1898年《天演论》的翻译出版，更是风行一时。

一

此时，维新变法正处关键时刻，《天演论》的正式出版，犹如狂飙突起，使人惊心动魄，深受震撼，以致近代中国思想界的风潮竟为之一变。一本不过几万字的译作，居然能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和思潮剧变，的确令人叹为观止。人们不能不佩服严复先生目光如炬，在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思潮中所“精选”者总能切中近世中国之“要害”，因此在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的西方典籍中所选译的那薄薄几册，却都影响重大，引起中国思想界长久且剧烈的震荡。因为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亡国之险，深受刺激的严复决定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竞争，优胜劣败”的“进化论”促国人猛醒，变法自强。这是“严译”第一本，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本。

由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生物并非“造物主”创造、一成不变的，生物的变化规律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进化的原因就在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进化，不适者则退化、消灭。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将进化论由生物界引入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也是如此。这自然很容易得出胜优败劣的结论，为“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

达尔文主义，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引起了长期的激烈争论和反对，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认为这种理论“反道德”。赫胥黎是位达尔文主义者，却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为了维护进化论的“纯正”而反对斯宾塞的理论。这本小册子的原名是 《进化论与伦理学》，其重点在“伦理学”。作者明确反对“进化的伦理”，认为这是由对“适者生存”的错误理解引起的。社会中的人无疑要受宇宙过程的支配，因此容易“弱肉强食”，但唯其如此，才更要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他的论述结果是：“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以称为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那些碰巧最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所以强者应该自我约束，帮助弱者。

但颇堪玩味的是，严复在翻译赫胥黎此书时，其书名只取原书名的前半部“进化论”（旧译“天演论”）而砍去了后半部之“伦理学”，其用心已十分明显。他不仅写有“译序”，还在译文中加了大量按语，引导读者的思路。他之所以要翻译赫胥黎此书，是因为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因为此书对进化论作了非常简明准确、通俗易懂的概括和解说。但严复完全清楚，此书的主旨是反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正是严所赞同的，起码是中国变革所亟须的，因此是应介绍、引进的。所以他在导言和按语中，处处以斯宾塞的理论来反对赫氏强调“道德”的理论。

严复强调因为人是动物，所以动物、植物的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因此在导言中反而介绍、盛赞斯宾塞的著作：“呜呼，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在译到赫胥黎认为道德、天良是“保群之主”的观点时，他立即加按语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进行详细反驳，认为“保群”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天择”，所以“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之密也”。他从澳洲无针土蜂几年中就被外入的有针蜂灭绝，说到美洲、澳洲土著的几被消灭，提醒国人意识到已经面临灭顶之灾。但他对斯宾塞“任天为治”，即全凭自然淘汰的观点又有不满，认为人的努力、奋斗、变革终可以“与天争胜”，所以中国并不必然要亡，不过如果不想“亡国灭种”，就要不断努力变化（进化），只有“变”才能“适”，只有“适”才能“强”。

其实，早在1895年开始写的一系列鼓吹变法的文章中，严复已着手介绍进化论，《天演论》译稿已在维新士大夫中间流传。谭嗣同在看到有关文章后忙向友人推荐“好极，好极”；梁启超读完译稿便开始宣传、并以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康有为看到手稿后赞叹道：“眼中未见此等人”。此书在1898年正式出版后，引起了更大的社会轰动，一时竞谈 “天择”、“适存”……稍后的革命党人也承认：“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各种救亡的社会风潮不断，“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鲁迅在几十年后还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买来 《天演论》“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虽有一位本家长辈的坚决反对，但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空闲照读不误。胡适也回忆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累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还以进化论术语来给自己的小孩取名，有人以此改名，胡适原名洪骈，读了 《天演论》后便决定改名为“适”，字“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