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天演论》在近代中国影响如此巨大，主要因为它为近代中国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和思想资源。

鸦片战争使中国面对一个更强、更先进文明的挑战，但中国的变革却极其缓慢，遇到顽固守旧者的强烈、巨大的反对。连林则徐、魏源为和侵略者作战而了解敌情都被斥责为 “离经叛道”，“知夷”、“悉夷”竟被认为是可耻之事。学习外语、修铁路、造轮船、制造枪炮及引进现代化大机器生产等等现代化事业都被指责为 “大逆不道”，是用“洋人之法”取代“祖宗之法”，阻力重重。更进一步的“政教之变”，更是难以言及。面对守旧者以“纲常名教”、坚持“夷夏之防”等巨大深厚的传统思想作为反对变改的根据，国人仍多抱中国是“天朝上国”心态，抱残守缺，麻木不仁，反对学习西方的现实，改革者只能以实际的需要作为求“变”的借口，却一直提不出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

严复介绍进化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不能不变。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进中国，的确“生逢其会”，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曾是弱肉强食的理论根据，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却成为弱者奋发图强的有力武器，确值得深思。这说明，理论本身的“言词”并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这种理论由谁掌握，又是被如何运用的。由于紧扣中国社会的脉动，严复对读者进行了成功的“引导”，一部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在近代中国却成为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深通西学却又不食洋不化，源于严氏对本土社会有着真切了解。这种态度，今天尤应珍重。

戊戌维新失败，严复的心情极其沉痛，曾写诗以表心志。他在脍炙人口的“戊戌八月感事”中写道：“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表达了对光绪帝和维新党人的深深同情，对遇难“六君子”的深沉哀悼，谴责慈禧太后镇压变法运动的罪恶，勉励自己身临逆境不要灰心丧气。

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离开天津来到上海，此后过了相当长一段不安定的生活。但在漂泊之中，他仍“致力于译述以警世”，到1909年止，先后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这些译作，部部都是“对症下药”，把现代西方富强之本、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哲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进来，为中国迫切需要的“新知”的引入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中国思想界引进了丰富的新资源。正是这种新资源，使中国思想界不久就“面貌一新”。

三

然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对辛亥革命，严复总感格格不入，并抱日益强烈的敌视态度。同时，在思想上他开始“回归”中学，对中国传统思想大唱赞歌，而对自己当年大力译介的西学持日益强烈的批判态度。

他此时认为，西方“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而中国的“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现在一线生机，存在于复辟”。总之，中国的“圣哲教化”、“四书五经”和君主制才是救世的“最富矿藏”。这种思想，对他此时的政治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1912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又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为了复辟帝制，袁世凯通令各省尊孔祀孔，成立孔教会，严复带头列名为孔教会的发起人之一。1915年，袁世凯终于称帝，严复又成为其御用团体“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严复的处境颇为凄凉，终于1921年在家乡福州病逝。

对严复晚年的思想转变，历来歧说纷呈，褒贬不一。现在，又有论者以自认的西方最流行的“后现代”理论为据，盛赞严氏的这种转变是因其 “对于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始终持警惕态度”，“一开始就对现代性有异乎寻常的认识”…… （《理解严复》，《读书》1998年第11期）这些学者不是从中国的语境出发，而是把西方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问题，如西方流行“现代性危机”、“消解启蒙”，这些学者为迎合所谓世界 “学术前沿”，甚至扭曲中国社会现实，认定中国也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当务之急不仅不是“现代性追求”，不是更加开放，反而是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是以所谓“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对“理性”、“启蒙”、“自由”、“民主”等进行消解，不如此，便是“跟不上国际学术潮流”。

这种脱离本土的“前沿”与既得利益权势实际不谋而合，所以上述要人们从此角度“理解严复”的论者有意对严复的转变与其拥袁称帝间的关系语焉不详，想来还是羞于承认在“中国语境”中不是别人，正是所谓“现代性”的批判者其实最容易成为袁世凯一类专制者的帮闲。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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