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办”后，他就买了第二天下午返沪机票。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又接到胡乔木秘书的电话，要他上午再去谈话，并关照不要带记者来。这次，邓力群仍是已经在座。胡开头就说：“我还想和你谈一些事。”但停一会儿才又开口说话：说前两天他到人民日报宣布了中央对胡绩伟、王若水的处理决定……这次谈话只有一个多小时，仍是胡一人独讲，邓力群一言不发，但这次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胡乔木是一步点明主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不积极，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们也不愿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避免不了的。”他越说越激动，站起来踱几个方步，还点了一位名作家的名字批，然后说：“有些人，党内有，党外也有，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番话使马达感悟到：“在他看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北京阻力不小，他想通过和我的谈话，能够在上海有所进展。”政治经验丰富、对此又有自己看法的马达一时不知说何为好，恰好胡要出去参加一个会议，马达也就回到北京办事处，准备下午飞回上海。

他刚刚躺下休息，胡乔木的秘书又打来第三个电话，要他下午再去谈话。他只好退掉机票，如约前往。这次胡只有一些具体的事情请他转达上海市委，有上海文联要更换主席、对某人的问题要严肃批评、汉语大辞典的编纂、毛选印刷等笔。马达拿出小本一一记下，心想：“身为中央首长，权力真够大，管的事也真够宽的。”

但使他大为惊讶的是，就在他从北京回沪大约半个月后，《文汇报》文艺部记者给他看了一份复印件，是胡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信：“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写得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

不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已吹开，在1987年初达到顶点。“按照上级部署，责令我们检查一年来的报纸。对外界关于文汇报、文汇月刊几个有议论的问题，我又得考虑如何做检讨了。这时，忽然想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老报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总，不但会编报，而且还有一个别人很难学的本领：会写检讨。’再一次回味这句话，只有苦恼人的笑……”（《马达自述》，第91－96页）

红色报人60年。曾参加和领导过9张报纸的工作，并在其中5家报社担任过总编辑，关键时刻两次出任重要报纸的领导，他自然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作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对报纸的引导舆论和反映舆论两种功能的关系、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概念的内容和提法、对如何理解“政治家办报”、对主管部门应如何管理报纸、总编辑的地位与作用……他都有深刻见解 （见《马达自述》第149－241页）。他非常谦逊地说，自己的思考“既无宏旨大论，又可能有不符合通行说法的观点。但我相信，真理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从实践中产生又被实践检验了的。办报也是这样。”这些，是他60年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应该成为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