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营业部“原罪”调查之一：洗钱（2）

如果这两笔巨款并非余银增本人所有，那么钱又是谁的？巨款的存取又是谁操作的？

神秘资金

根据进一步了解，第一笔500万元的资金是来自于财通证券上海襄阳南路营业部（原浙江工商信托上海襄阳南路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的资金汇划（资方）补充凭证回单显示，这笔款项是通过银行电汇在2001年12月26日当天完成的。

而该笔款项的取出则是通过支票转账的方式去往浙江工商信托公司总部。除证券资金取款单外，该笔取款附带的其他补充凭证还有以余银增名义的500万元转账支票存根和支票领用单，但支票领用单上却没有余银增本人签名。

至于2002年3月的469万元进出，无论是款项划入的原始进账单据还是取款的原始支票存根，目前都已无法找到，只知道款项的性质是转账存款和支票取款，营业部对该笔款项也仅仅是做了进出的平账处理。

然而，即使是有所出处和去向的500万元资金，也无法明确所属。而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笔500万元的款子既然最后是打给了浙江工商信托总部，那么当初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打到总部，而要经过杭州的营业部转手呢？”

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要通过余银增的个人账户过账却又不经过余本人之手完成，都几乎是不太可能的，“除非是营业部自己所为。”一位业内人士对上述看似画蛇添足的做法一语道破机关。

知情者称，500万元存款单是由营业部分管业务的副总经理笪路填写，而营业部财务负责人章以明制作了相关会计凭证对此进行平账处理。在随后的支票领用单上，还有营业部总经理何开建的签名。

如果像上述所言，证券营业部的高管在客户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经办这笔资金的存取，“其中有很大的洗钱嫌疑。”上述业内人士称，类似手法在当年是最普遍的一种将违规经营所得转变为正常收入的方式。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 《会员反洗钱工作指引》中，明确指出券商营业部可能存在的九条洗钱路径，第一条就是“客户资金账户原因不明地频繁出现接近于大额现金交易标准的现金收付，明显逃避大额现金交易监测”。

洗钱嫌疑

据知情者透露，上述这两笔闪电般存取的巨款很可能都是当年营业部挪用保证金进行投资获得的收益。

业内人士称，在中国证监会对证券行业进行综合治理之前，券商营业部经营行为的监管力度相对较弱，监管部门对于营业部的监管也基本是“属地原则”，几乎不会进行跨地区或者跨部门的联合稽查。因此，为了逃避地方证监局的监管，一些营业部往往通过异地之间的资金划转来“洗干净”违规经营收入。

以上述500万元资金的转移为例，业内人士指出，“在杭州方面，监管部门对营业部进行稽查时，一般会认为这笔钱打到信托总部是为了还款或者是购买信托产品，而从上海营业部转过来则通常会被认为是余自己的钱。而这笔钱从上海营业部出来的时候，上海证监局在查账户时一般会认为有一个客户不在上海这边买卖了，并且看不到资金转出去后是到个人的股票账户还是机构账户，只要没有明显被挪用或者其他问题的迹象就不会再深入追问。”

上述知情者称，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掩盖这笔500万元资金在上海营业部产生时的来源，“而资金转到工商信托总部后，又作为年底奖金被部分个人私分了。”

至于在杭州这边选择用余银增的账户，则是因为他这一账户的日常交易量大，大笔资金的进出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而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2001、2002年原浙江工商信托体育场路营业部、武林路营业部、青春坊营业部、上海襄阳南路营业部等四家营业部处理上述性质的资金可能就超过了上亿元。

不过，由于目前余银增的账户涉及司法程序，因此财通证券办公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方便透露相关情况，也暂时无法对上述情况做出定性。 （后续报道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