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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理解“公地悲剧”的新进路(2)

2009-10-13

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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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经济的研究中，奥斯特罗姆研究的意义在于她揭示了公共领域“另一只无形的手”的运行逻辑，奠定了“多中心理论”(Polycentric Governance)体系的基础。奥斯特罗姆借用了波兰学者波兰尼首先使用的“多中心”一词及对多中心秩序的理解，加以发扬。波兰尼认为：社会有两种秩序——由上而下的指挥秩序，以及多中心的秩序。而所谓多中心秩序，便是自发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行为单位既会独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传统的市场行为)，但又会相互协调适应(自主治理)。而奥斯特罗姆则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相对于市场经济的所谓“公共经济”概念。在“多中心理论”下，公共经济并非政府所垄断的经济，而可以是混合型经济，私人可参与其中，但公共经济又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则。

因此，奥斯特罗姆理论的中心问题便是：一群相互依存的人们，能够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并通过自主性的努力(并非由政府作指挥)，去克服搭便车等(即市场失效)的问题，以实现持久性共同利益。奥斯特罗姆仔细研究了政府、市场和当事人自我管理这三种方法各自成功的条件，各有什么利弊，第一次系统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当事人自我管理的可能性及其独有的价值。“官僚主义有时并不能掌握正确的信息，而市民和资源的使用者却能，”在得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奥斯特罗姆说。

奥斯特罗姆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其多中心理论意义的一种阐述：政策分析家的工具箱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工具，但还缺少“一种具体明确的集体行动理论。凭借这一理论，一群当时人能够自愿地组织起来，以保持自己努力所形成的剩余。”自主组织的实例到处存在，但分析家却没有很到地在理论上总结它们。而没有“合适的自主组织的集体行动理论，人们既不能预见或解释在什么时候个人单靠自身的组织不能解决公共问题，也不能确定在协助解决某一特定问题时，何种干预策略可能是有效的。”

作为一名学者，奥斯特罗姆对其理论的有效性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她知道，“理论模型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是有效的，但是未必一定能够提供理想的政策选择方案。因此，政策分析家除了要进行理论思维之外，还需要以认真细致的经验研究为基础。”正是在这个领域里，奥斯特罗姆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为何会导致出现解决解决公地悲剧简单二分法的原因：“完全依赖模型作为政策分析基础这一做法存在着一个人是上的陷阱，这就是学者会因此认为他们是无所不知的观察家，能够通过对系统的某些方面的规范化描述，领悟复杂的动态系统运作的真谛。有了这种自以为万能的错误自信，学者在向政府提建议时感到非常得心应手，而政府也相信学者的模型是万能的，能够纠正一切场景下存在的不完善的问题。”

而她则更是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以公共池塘资源的分析来说，社会科学家的模型化分析，对支持政府的更加集权化产生了四个方面的不良影响：“一是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人被视为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不会使用增进长期共同利益的合作战略。而是那些人似乎落入了陷阱之中，没有外部政府的解决方案便不能从陷阱中解脱出来。三是把那些人可能建立的制度搁置一旁，或被作为低效率的制度加以拒绝，而不考虑如何使这些制度能有助于他们获得信息，减少监督和实施成本，公正地分配占用权和供应义务。四是所提出的由政府强制实施的解决方案本身，是以理想化的市场或理想化的国家模型为基础的。”

奥斯特罗姆阐述这一理论最为重要的一本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初版于1990年，之后几乎每年都会重印。在199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中，这本书被排在二战后引用率最高的四部政治学著作之一。它的影响在之前许多年便远远超出美国，远远超出行政学和政治学界，已经成为了研究现代政治治理的重要文献。而在二战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诸多政治理论中，多中心理论更是被统一标签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诸多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流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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