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陈平平 2006年，卡洛琳·斯沃茨在北京一家中国的公关公司担任项目经理。除了安静的坐在会议室里，她没有任何实质的工作内容。她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什么，也不知道客户是谁。会议结束后，她就回到自己的座位。斯沃茨说，“只要我出现就行，作为展示。我什么也不用做。”虽然如此，但是斯沃茨依旧可以得到薪水，只因为她是白人。她工作的公司有同时接待中国客户和外国客户，所以公司希望更加国际化。

虽然这种做生意的手段看起来有点问题，但是折射出中西方之间一种新的动态：西方人，尤其是白种人，获得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因为一些工作公司需要他们展示公司高水准、高素质的形象。

中国和西方的关系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有点暧昧，这导致了复杂的双重情结，一方面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强烈的爱国情节，另一方面是对西方事物的盲目崇拜。20世纪初，清王朝灭亡之后，中国的一些文人认为中国的军事、经济和精神层面的弱势使得中国很容易受到外国入侵者的掠夺。为了拯救国家，他们说，中国需要“全盘西化”，抛弃传统观念，采取欧洲的政治体系和价值观，也就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中国的优越感与自卑感的复杂情绪植根于“百年国耻”之中，并且从来没有消退，即使毛主席在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站起来了”。即使中国已经在过去的30年中变成了经济强国，这种复杂情绪依旧存在。中国需要更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尊重，但却在个人层面始终认为西方人占有优势。我认为这种态度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中已经发生改变，特别是大城市中的年轻人。

二三十年前，西方人可以出入令中国人羡慕不已的、只可以用特殊货币“外汇券”才可以消费的宾馆、餐厅和购物中心。现在则是中国人炫耀香槟酒、高级时装和奢华轿车。在北京和上海这种大城市，与西方人工作和社交的中国人受到差别对待的情况十分普遍。西方人在一些餐厅消费时可以享受较好的用餐位置和优先服务。我的一个朋友与欧洲人结婚了。有一次，她在北京的公寓遇到了一个麻烦，忘带通行证，但是安保人员却从未要求她丈夫出示通行证。我的朋友才是公寓的真正主人。

一些中国人利用西方优越感的行为就有些极端了。一家中国境内大型跨国工厂的华人经理（有美国绿卡）有一条“白人”商业策略：当他去小城市时：他一定要带着一个白人雇员。他说，“如果身边有一个白人雇员，当地人会对我们更加信任。”这个白人通常情况下是技术人员，根本不需要开口讲话。但是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让事情进展的更加顺利，或者说，至少，让气氛更加友好。

当然“白人”策略也有不利点：“当合作伙伴第一次看到他的团队时，先入为主的认为白人才是决策者，而真正的决策者只是陪同翻译。但这个经理并不介意，生意谈成才是王道。对于那些被雇佣的白人来说，这种胜任这种工作也有点难。斯沃茨感觉她像一个小孩子被对待，或者说是“笼中鸟”。但是她需要挣钱养育刚出生的孩子。她没有实质性工作内容。她说，“他们根本不看我的简历。”但是她也认为，让白人感受一下“种族歧视”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问题，“这种感觉一点也不好”。

我朋友的欧洲丈夫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当我问他如何看待保安对待他比对待他妻子更友善这个问题时，他认为没什么不妥的地方。他认为保安应该像对待他一样对待所有人，但只有中国人学会尊重农民工和穷人之时，才可能这样。我认为这个观点不错。（选译自《华尔街日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