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部，仍相对粗放的经济增长与社会治理方式遭遇瓶颈，社会的
这些事与势，要么是“俱往矣”，要么是“现在进行时”，对历史可以缓一步再总结，但对未来，起码新的十年，我们和世界现在就已抱着强烈的好奇及猜测，并各怀期待。未来正在走过来，我们正等着看——
特别撰稿 全国政协常委 胡德平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以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两个最基本课题，第一个仍旧是下定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包括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第二个就是如何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宪政法治，依宪依法执政治国。
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
对于改革，我想说一句话：“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思考中国共产党在新阶段改革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追求有效率、繁荣、改革发展的局面，同时也不能减弱我们党的责任，不能减弱中国共产党对全民的承诺。【全文】
依宪治国：现实与愿景
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经济观察报：今后的几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将要召开，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将换届，并且今年还是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作为宪法学家，你对“依宪治国”在新十年的前景有何看法？
童之伟：谈依宪治国,你这个角度选得很好!依宪治国是实行宪政的一项具体要求,依宪治国就是落实宪政，实行宪政必须依宪治国。普通公民没有治国的问题，国家领导人和执政党才有这个问题。所以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时，有必要讨论这个根本问题。【全文】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至少，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被以空前高的概率提及时，与之相伴随的说法是：“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然而，30年已经过去，我们依然在谈论，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政府在面对市场时，是否应该守住自己行为的边界。
尽管有未决议题，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资深研究员，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自己对于中国建设法治社会仍持“乐观”愿景。他“乐观”的理由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在不断向前发展，社会阶层在逐渐多元化，中产阶级开始崛起，律师阶层不断壮大，私营经济得到发展。这些崭新社会元素的出现和成长都将成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主动力。
李成说：“孙中山百年前曾经说过，‘民主潮流，浩浩荡荡’。其实，法治的全球发展也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
中国也不会例外。【全文】
如果说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受益于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和重化工业化红利，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哪些重要变化？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内在要求是，要从以前的外延追赶增长转向内生平衡增长。这意味着过去的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都应逐步调整，譬如说金融抑制、利率管制、货币扩张、财政支出的结构性扭曲、行政垄断、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以及对国有部门的有关政策等等，都需要进行全面清理。这需要我们在未来十年有一个一揽子改革方案。是否能推出并执行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决定着增长路径变革的成败。【全文】
公正最终要用法律来保证
十八大召开之后，随着领导人的换届，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政经周期。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社会公平的缺失、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群体事件增多……
未来十年，在社会领域、在追求社会公平的目标上，我们能做哪些改变？以往的十年又能给我们什么借鉴？就以上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全文】
或许是种巧合，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日，也恰是中国外交部63岁的生日。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建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外交同军队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多年，曾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驻外大使的吴建民，就是这样一位以外国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文打”官员。
在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如此紧密的当今，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已不合时宜。中国外交的主导思想，也从过去的“立异”到现在的“求同”。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乃各国相处之道。
中国作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建设中的重要参与者，未来10年，该如何在多元文明中推动共同进步？在国际关系中用何种方式表达一个大国的形象与地位，使之与全球第二经济体的称谓相符？【全文】
在暴力拆迁事件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于2011年1月出台。暴力拆迁的背后往往是暴利的驱动。
该条例对各方关心的拆迁补偿、公共利益的界定、征收程序、强制搬迁等问题均作出了明确规定，试图协调拆迁方、政府、被拆迁方三者关系，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新条例将“先补偿、后征收”作为一个原则确定下来，取消了行政强制拆迁，改变有关行政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状况，缩小了政府使用强制权获得土地的范围，也给民众维护自己权益增加了一些渠道。
但是，新条例中“公共利益用地”如何界定依然有待明确。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的土地70%是用于商业利益用地开发，而地方政府却是以“公共利益用地”的名义强制征收拆迁。此外，新条例只涉及了对房屋使用权的补偿，没考虑到土地使用权方面。另外，只规定了国有土地上的征收、补偿办法，对于数量更大、矛盾更多、更集中的集体土地的征收还无法可依。
服务型政府是以民众为中心的政府，而不是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政府。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模式，服务型政府在政民关系、公民权利、政府职能、制度框架等诸多方面有着特定的要求。
随着经济发展，曾以计划经济为基础构建的审批型和全能型政府的模式并无法充分和灵活地加以应对，因此“服务型政府”这一理念应运而生。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增强政府服务职能，首要的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职能从“全能型”转向“服务型”。
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理念上实现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最为重要的是让更多公众参与，建立有效的交流互动，在政府的决策、执行和评估过程中体现出民众的意志和诉求，完善相关问责机制，最终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状态。
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依然过多，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公共服务职能弱化，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并存等现象依然存在。
按照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的说法，预算民主是中国的预算改革的目标，即政府的收入和支出预算应该遵循民主原则，并将政府所有的收支行为都置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他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实现预算民主的最佳途径，就是由人大审查、批准预算。
近两年来，国务院和财政部已经多次敦促中央直属部门和地方政府公开自己的“三公经费”数据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这些事实说明，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要从预算公开、财政透明来推动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大方向是应该肯定的。
预算民主原则不仅是《预算法》之重要原则，也是《预算法》其他原则产生的基础。我国现行《预算法》尤其是预算实践还存在诸多问题，使得达到通过预算规范、控制政府财政收支行为之目的存在困难。《预算法》从启动修改讨论至今已逾8年，去年年底《预算法》修正草案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今年6月底又进行二审。草案公布之后，专家学者最为集中的批评，是没有体现预算审批权、监督权和行政权相分离的原则，全国人大作为立法机构，审查与修正政府预算的权力在草案中并未得到具体落实，修法未能充分体现预算民主的制度精神。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机制之一，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实行，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反腐败“阳光方案”。
中央层面上，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从1988年立法动议至今，虽然民间的呼声日渐高涨，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动与落实。地方上，继新疆阿勒泰的“吃螃蟹之举”之后，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江苏淮安、徐州贾汪等地也先后跻身官员财产公开行列，但都没有获得持续效果。公众与媒体的热切关注却让试点的官员们担心可能将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中”。 然而，财产公开始终还在摸索阶段。中央党校教授、长期致力于财产公开的林认为，一个完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包括“申报、调查审核、公开、监督、问责”5个环节，而目前地方的探索审核和问责依旧是缺位的。
尽管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当下，财产公示制度的操作难度非常大。但是不能否认，财产申报公开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未来法制化趋势已不可逆转。
现实障碍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如何真正破冰，从顶层设计的创新到立法循序推进，从政策环境改善到强力问责落实，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
“中国模式”的话题起源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爆发式增长，令人炫目的成绩引人深思：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在哪里？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这种发展经济的特有道路被称为“中国模式”。
自“中国模式”论浮出以来，争议一直不断。倡导者认为正是由于有这种独特模式，中国经济才能连续数年高速发展，并且在全球经济危机的狂澜中屹立不倒。在他们看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是“过度市场”导致的结果。
但质疑“中国模式”论的学者则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充满生机与活力，正是因为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逐步厘清，政府的放权让民营经济、个体经济有足够的动力和空间释放能量，把政府强势参与看作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是本末倒置。相反，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如，政府权力过大导致的寻租空间、行政垄断导致的准入不平等、不当产业政策导致的资源配置浪费等等，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就是一个例证，它虽然让中国迅速复苏，但通货膨胀、过度投资等负面效应均在几年后呈现。
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如何？若以美元国际化的水平为标准100，则人民币只有2至3。行至今日的人民币国际化尚处于区域化阶段。
“计价、结算和价值储藏”是国际货币的三种主要职能。决策层希望通过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全面展开”这项制度安排，推动另两项国际货币职能的形成，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其他诸如边贸结算协定、货币互换协议、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离岸市场融资、在岸金融市场开放等举措，均旨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逻辑上，政府建好“硬件”，提供结算通道后，货币国际化便是水道渠成的市场化过程。此前政府助推“离岸人民币中心”有本末倒置之嫌，因为它只是利于既有国际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人民币正在更为广泛的区域使用，但在资本项目不可兑换、人民币汇率与利率未市场化的背景下，人民币计价与储备的依据可能就不存在。
因此，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在完善国内金融防御体系前提下，适时放松资本管制，并辅之市场化的汇率、利率政策。同时，需要厘清概念——勿将人民币跨境使用以及建立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等同于人民币国际化，且不要再纠结于资本项目开放、汇率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秩序之争。
财政体制是政府间对所掌控的财力和所承担的事权之间的划分关系。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框架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形成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首先中央与地方间分享收入，目前这一比例为中央集中50%左右。事权的划分并没有那么清晰，但现状是地方承担了大部分与民生相关的公共服务事务。随着这种分税制体制的不断深化，地方愈发觉得收不抵支。中央将集中的收入 70%以上用于划拨地方，称转移支付，但这一庞大的向下拨付的资金却大部分为与项目配套的专项资金，即已经确定用途。这是地方最为苦恼的问题，一边各种基本支出存在缺口，一边是项目资金不得挪用。地方更希望增加自己可支配的收入。
十七大之后中国明确将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由过去的 “财权与事权匹配”调整为“财力与事权匹配”。虽是一字之差，但已体现改革的方向。现有的财政体制增加了地方举债冲动，使得地方财政风险加大。在不改变财权情况下，中央也在试图通过其他途径为地方解决自有财力不足的问题。未来若不改变现有分成比例，那么首先中央应通过改善转移支付结构，大部分用于弥补地方财力缺口，而不是配套项目。同时应规范地方税种，不能为扶持地方财力而不顾总体税负。若要强化地税，必须相应降低中央税或分享税的税负。在事权上也应根据财力分配状况在中央与地方间作出明确的划分。
在2010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工作，而完成时间则被定为三年。
目前，这项工作正由国土资源部牵头，会同财政部、农业部共同推进。国务院对三部委的要求是，2012年底基本完成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任务。这将是未来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在2008年成都试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时，便提出了“确权赋能”的演进概念，随后逐渐成为各方共识。而土地确权，则被认为是改革推进的前提。
尽管最后期限将至，但目前来看，确权工作的推进却稍显迟缓。国土资源部曾在年初通报了确权工作的进展，称已完成70%，但在之后便没有新的信息对外公布。
异地高考是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当地考生享受同等录取政策的一种升学考试方式。
在目前高考报名、录取采用学籍与户籍双重认定的前提下，随迁子女必须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而由于各省教材不同、分省命题和考试，随迁子女必须回户籍地参加高考又面临难以融入的障碍，能否异地高考正在成为影响数亿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教育权利的一项迫切问题。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目前中国有2.2亿人离开户籍地迁居异地工作或生活。京沪深等城市，非户籍人口已超过35%。
山东等省份已从2012年先后出台了各自的异地高考方案，随迁子女在当地拥有连续3年高中学籍即可享受异地高考。非户籍人口最为集中的京沪粤三地尚未出台具体方案。
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批复了教育部等四部委制定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要求各地在今年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方案，准入门槛则交由各地自由掌握。
人口流入压力较小的省份会逐渐放开异地高考，最终实现当地就读、当地高考；京沪粤等地则会实现逐步放开和准入。
解决异地高考需要克服两大障碍：第一，分省分配录取名额制度下，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可能对本地学生升学带来压力；第二，部分地区放开异地高考，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引起地方政府对城市资源承载能力的担忧。
城乡差距一直是当下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最大表现。因此，过去十年，统筹城乡发展成为“科学发展观”中五个统筹之一。其目的是希望借此解决好 “三农”问题，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并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
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了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随后，中共中央连续出台9个 “一号文件”，“统筹城乡发展”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2003年，西部的成都和重庆两地成为 “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开始进行相关改革。
9年之后，成都等地的试验逐渐成为统筹城乡的改革样本。试验区针对城乡之间体制机制性障碍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包括农村产权、户籍登记、社会保障、基层民主、民生建设等领域。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
不过，成都等地效果显著的试验难以向全国推广。尽管5年前开始实施的《物权法》，已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明确规定为物权，但是，农村土地的产权明晰化、农村资产的资本化、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等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囿于现有的土地制度，统筹城乡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土地制度的二元结构是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因此，未来需要改革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阻碍人口合理流动的户籍制度，才更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
计划生育是指在全国或整个地区范围内，通过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等方式，对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
中国政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后成为一项基本国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独生子女现象开始成为中国家庭结构的主流，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少增加4亿多人。
目前中国的总体生育率为1.47左右，已远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标准。在迅速从高生育率降到较低生育率后，已开始产生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养老负担沉重、人口性别比失调、失独家庭等问题。
与最初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的环境和条件相比，中国的人口发展态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部分人口指标出现趋势性转折，呼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日渐强烈，并在逐渐放宽生育二胎的门槛，像农村夫妇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少数民族城镇居民、部分地区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已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全国实际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大约为60%。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既要考虑公众的现实需求，也要考虑人口发展的长期态势，保持政策的平稳过渡和衔接，避免人口短期剧烈波动带来的冲击。
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也需要转变职能，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出发，进行相关改革，避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受部门利益的干扰。
东亚自由贸易区是指由东亚国家和地区，为降低和取消关税，减少和消除非关税壁垒，实现相互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等自由化而建立起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东亚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10个东盟国家，以及与东盟已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6个国家，即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
东亚国家之间贸易依存度水平的快速提高，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提供了经济基础。2011年2月26日，第十八次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提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名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2011年东盟峰会上，东盟十国领导人正式批准成立RECP；2012年8月，东盟十国和中日韩等16国经济部长会议原则上同意组建RECP；预计2012年11月将召开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上将正式推出。
东亚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占世界总人口约一半的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年生产总值的1/3。贸易区不仅可以促进区域内部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可以提高平抑经济波动和增强风险管理的能力。
东亚自由贸易区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基础阶段，这一阶段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将存在和发展数十年，并为今后设立关税同盟，组建共同市场，建立经济同盟，为贸易、金融、货币、财政等完全一体化打下基础。
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又称市民社会)，是指由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以权利平等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的自治组织形态。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
自上世纪80年代，公民社会在中国得以正常发展，并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截至目前，中国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45万个，备案的社区组织25万个，实际存在的300万个左右。年均增长率在8%~10%。
受限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国的公民社会呈现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民间组织的一些典型特征如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还不十分明显。宏观制度环境对公民社会以鼓励为主，微观制度环境则以约束为主。
为弥补政府提供服务的不足、增强基层活力和社会自治功能，大力推动公民社会发展是一个必然方向。2012年7月1日起，广东已开始“松绑”，不需主管单位，可直接到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深圳则成为首个将建设公民社会写入地方“十二五”规划的城市。在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建设公民社会首先需要改变对公民社会的一些误解，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其次，培育公民社会，需要政府改变目前全能政府的定位，收缩权力边界，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拓展空间和提供机会；第三，社会组织需要更加自律、培育专业人才、改变行政本位等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亚元是构想中的亚洲统一货币，其框架和操作模式受到欧元启发，最初由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提出，冀望亚元最终诞生后，可与美元、欧元三分天下。
亚洲开发银行曾于2006年推出“亚洲货币单位”，结合中、日、韩及东盟10国货币制定的汇率指数，因借鉴欧元的前身 “欧洲货币单位”，采用亚洲货币单位被认为是亚元的雏形。上述13国的财长亦于同年共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即任何一方在出现紧急状况时，签约国需要及时提供流动性支持。
近乎所有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亚元成立的条件还未成熟。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区内不同经济体发展的差距太大，特别是通胀情况迥异，如日本近年深陷通缩，而缅甸、越南等欠发达国家却遭遇恶性通胀。参考欧元的情况，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早于1992年便签订条款确立欧元成立，但直至2002年欧元才最终发行，十年相隔是为了给不同国家压抑通胀。
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龙永图指出，欧盟的经验证明，统一货币的前提是必须先统一关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龙永图断言，推行亚元起码还有50年的时间。
香港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近期表示，欧元面世之初曾掀起亚元的讨论热潮，但欧债危机暴露了不同主权国家使用单一货币的问题，建议再次探讨亚元时先汲取欧盟的教训，现阶段亚洲区内的合作重点应聚焦在经贸方面。
具体操作上，亚元的建立还需要设立中央储备基金和中央银行，应对区内经济发展不均，和承担货币适度供应的角色。此外，初始汇价和清算的技术性问题也需要解决。
2005年，在中美关系方面，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提出：“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一国行为超越本国国界，影响国际社会，无论其有益或有害，均可称“攸关”。美借此提法避免为中美关系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也回避了国内遏华派与接触派的争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也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在各个维度都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不同利益。过去的两三年里，中美高层进行了很多交流对话，双方还在一系列全球和地区议题上展开合作，如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会议和核安全问题。尽管双方有很多的交流和合作，但是战略性的不信任仍在增加，贸易纠纷数量也在增长。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在今年的总统选战的激烈辩论中，“中国”也是重要议题，双方都把矛头指向了亚洲，试图利用中国问题赢得政治加分。
长期来看，中美经贸关系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的坚强支柱，应该互利共赢，目前的一些问题是正常摩擦，不应过于将其泛政治化。中美两国应不断增进交流与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简言之，一个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是有好处的，一个强大的美国对中国也是有好处的。
这是由国防大学教授戴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海陆并进，海上包围圈以日本为起点、印度为终点，陆地包围圈以印度为起点、中亚为终点，由海到陆形成了一个C形包围圈。目前，这种说法还存在较大争议。
处于崛起之中的力量，总会对已经存在的更为强大的势力产生某种担忧，担心后者如何看待和应对自己的发展壮大。中国正处于这种担忧之中，特别是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中国各界的焦虑感明显上升。
关于地缘冲突，中国与周边不可避免会闹别扭，这种摩擦可能来自冷战思维，也可能来自发展过程中的碰撞，或者对不同文明的不同理解导致的误读。中国应采取不同的方式，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这也是争取和平发展机遇的一种办法。如，中日钓鱼岛争端既反映了东海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敏感度的不断升级，也折射出中日在东海地缘政治的博弈。虽然中国处理类似问题有多种选项，其中不排除强化军事威慑力和武力的选择，但通过外交途径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始终是不应放弃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