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看中国改革的不可逆转性

我国既存在着有利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也存在着不利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我国历史上沿袭的非正式制度和生存压力因素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

首先，中华文化中的“小传统”作为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因素，有利于我国的工商业发展。儒教不主张“君子”（政治家、官员和文人等）经商，但并不排斥“小人”（普通百姓）的商业活动。这两种分别体现为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孟子甚至大力提倡“通功易事”，即通过互通有无改善交易双方的福利。“大传统”涉及的官方伦理和文化往往是一些伦理诉求，而“小传统”中的文化却是真正内化的、实践中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古代官吏往往表面上轻视工商，实际上又不得不重视和利用工商。《中庸》强调“来百工”，《史记》正文末篇为“货殖列传”。

其次，中国人一直来保持着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追求心本身也属于一种非正式制度，有益于发挥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中国人一方面信佛事佛敬佛，或者很多的人信基督，似乎追求彼岸的解脱，但中国人同时是实用主义的，追求世俗的满足，现世的更美好生活。中国人这种对现世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心态作为一种经商文化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压抑，但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就成为追求财富的动力来源。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多农民因为在自留地上栽种庄稼而被批斗，因为他们留了“资本主义尾巴”。

再次，历史上的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得中国人总体上比较刻苦耐劳的品质。这种品质在温州人身上表现得越发明显。历史上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压力对形成刻苦耐劳的人格和“功利”心态有影响。这种人格和心态对于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最后，中国人有着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这种传统使得中国的大量劳动力和企业家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同时有通过习得进一步掌握专业技能的能力。中国的父母们绝大多数愿意自己省吃俭用，甚至倾家荡产，也要送孩子上学读书，包括出国读书。

上述文化、教育传统和对更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心态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涌现大量民营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创造了非正式制度条件。而生存压力外加政府允许（最初为默许或者容许）空间的扩大，进一步促成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这里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甚至政府官员的改革冲动以及港台企业家的大举投资也同样受到中华文化和教育传统的影响，以及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影响。

虽然上述非正式制度和生存压力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有利，但同时存在着阻碍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官方意识形态因素。后者也属于非正式制度。中国“奇迹”的实现过程就是克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正统官方意识形态因素的过程，是我国正统官方意识形态“去魅化”(disenchantment)的过程。所谓“去魅化”，英文为“disenchantment”,源自德文用语“Entzauberung”。根据维基百科学全书的解释，它在社会科学中意指“神秘主义的贬值”（devaluation of mysticism)。马克斯·韦伯用这一概念来描述现代化的、世俗化的社会的以下特征：人民更高看重科学理解而非单纯的信念。

与“去魅化”对立的概念是“再魅化”，即“re-enchantment”。但是在“去魅化”之后实行“再魅化”要比登天还难。这是因为，在你打开窗子之后，即便重新关上窗子，要让屋里人不去想、不去看窗外良辰美景，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实现“再魅化”，意味着首先要对屋里人实行较长期的强制“愚昧化”。

在当今中国，有利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生存压力因素和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心态是使得改革进程呈现“不可逆转性”（irreversibility）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随着改革的进展，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均看到了更大的长远性总体利益，而逆转改革进程则意味着对这种利益的放弃，这无疑不能为民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