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大变局北京奥运：中国改革开放"纪念碑"

中国之路

“为什么中国举办奥运会会有与众不同的深远影响？”张宇燕说，“因为在西方人的眼里，这是一个不同于自己的体系，而且这个体系30年连续不断的成功，正在给西方世界带来巨大的挑战。”

张宇燕认为，最关键的是，按照西方世界的理解，“一个封闭的中国对以追求无限扩张和无限利润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言，显然是一个巨大获利机会的丧失。让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广阔市场游离于西方体系之外，无疑与其崇尚的资本主义本质相违背。”2008年元旦，在新年曙光洒下的时刻，美国政界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杂志刊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的《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全盘托出了西方体系应对这种挑战的大战略。“一些观察家认为，随着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日益被由东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所取代，美国时代行将终结。”这篇文章写道，“中国的崛起未必会引发痛苦的霸权转移。因为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秩序在根本上不同于过去崛起中的大国所遭遇的秩序——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它还要面对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这个体系开放、完整，拥有广泛和深厚的政治基础。简而言之，当今的西方秩序容易参与但很难被推翻。”

这位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的逻辑非常清楚，“西方秩序具有把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转变为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和平转化的潜力。对美国领导人来说，关键要记住：中国超过美国是可能的，但中国成功超越西方秩序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最后，伊肯伯里用西方世界的视野描画了未来的全球竞争图景，“美国的‘单极时刻’将注定终结。如果21世纪决定性较量是在中美之间展开，中国将占据上风。如果决定性较量发生于中国与复兴的西方体系之间，最终胜利将属于西方。”

对于此种认知，张宇燕告诉本刊记者，他一时想起了《西游记》，“这部古典小说与其说是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还不如说是孙悟空——一个独立于‘东土’和‘西天’之外、汲取天地精华、能量巨大的石猴——如何被如来佛降服的归化史。”《西游记》开篇即讲，傲来国花果山一块吸纳了“天真地秀、日精月华”的仙石，迸裂跃出一只石猴，石猴修成了能量巨大的本领，打乱了整个天界秩序，玉皇大帝擒不住、太上老君炼不死，即便请来西天佛祖暂时压在了五行山下，还是不服。于是，被戴上金箍，陪唐僧去了西天。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取经成功后，孙悟空也因此修炼被誉为“斗战胜佛”。有意思的是，这时孙大圣想到的还是要师父脱下金箍的约束。唐僧说：“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孙悟空一摸，果然没了。

“体系外一个能量巨大的力量，一度对体系形成巨大挑战，就这样不知不觉被纳入到了体系内。”张宇燕笑道。

在他看来，现代国际政治演变史中，这个故事最经典的演绎者是日本，“现在，西方体系同样希望像处理日本那样来处理中国。”

但中国会走孙悟空的道路吗？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以提出“北京共识”声名鹊起的乔舒亚?库珀?雷默，看到了中国不同的选择。《人民日报》2003年3月19日发表的题为《中国外交战略的抉择》的文章，给了雷默深刻印象，他说：“中国的设计者们写到：‘不要把中国融入国际体制以及它致力于与西方国家合作看作是谋求西方的认可。实际上，这是相互认同的过程。我们与西方接触的过程是设法让他们理解中国的过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过程。’”张宇燕认为，如果中国按照自己的模式走通现代化，无疑对发达国家倡导的西方模式惟一性，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将为人类闯出另一条发展的选择道路，“这将是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

“我们不做孙悟空”，张宇燕说，“我们做的是太上老君，与你西天的如来佛属于两个平等的价值体系，各有各的独特利益但平行发展，同时具有高度融合的共同利益，共同维护世界的安宁。”

早在晚清西风劲吹之时，当时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王韬，就呼吁要有“接受西方影响，但不受西方控制”的文化自觉。“只不过，直到80余年后的1978年，中国才有机会用‘改革开放’真正付诸实践。”张宇燕说。

中西相遇的新阶段

陪伴何振梁申奥、穿梭于五大洲的何夫人——梁丽娟女士记得，2000年在北京申办奥运期间，美国国内始终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不能让北京申办成功，以免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更加强大起来；另一派认为，可以在北京举办，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和“自由”，“显然，两派都离不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企图‘西化’中国的目的。”

2001年7月，中国终于获得了奥运举办权，但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题为《奥运，北京收入囊中》的文章称，就像7年前北京的失败在于戒备中国强大的观点占了上风一样，现在不过是换上了“促变”的漂亮“披风”。此后的世界发生剧烈变化。2007年年底，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做每年例行“功课”——“列举过去一年最重要的五起事件”，这时，他想到的是：1月伊拉克美军增兵，2月普京在慕尼黑演讲，8月次贷危机，11月中石油成为全球市值最大公司以及穆沙拉夫“发动小型政变”。

是否有一个共同主题将这五个事件联系在一起？拉赫曼说：“这个联系就是全球惟一超级大国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加。美国陷入了一场实力不断消耗、士气日益受损的战争。美国的老对手俄罗斯正变得愈加自信。新对手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至关重要的盟友巴基斯坦，威胁要与其分手。目前，美国经济承受着比过去多年更大的压力。”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一期刊登关于中国的封面故事，认为“处于单极顶端的华盛顿还不习惯于分享权力，也不习惯于屈就另一个大国的利益”，但是，2008年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局面已经形成，“关于中国将成为全球大国的沸沸扬扬的预言已不再是一种预测，而是现实。”“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一个苦难的历程：两次世界大战、灭绝人性的法西斯集中营、‘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必须反思我们需要塑造怎样一个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

乐黛云认为。“现在，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已经主动展开了反思。”乐黛云介绍道，这些西方知识分子首先返回自身文化的源头，通过新的诸如中华文化这样的“他者”作为参照，反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校正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西方的这种文化自觉与自省使全球文化的多元共存成为可能。”然而，“中国人长久以来，强盛时以‘大国心态’傲视他族文化；贫弱时，则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们无论对西方对中国，都还缺少系统的、全面深刻的反思和文化自觉。”乐黛云举出这方面的例证，比如，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往往被扭曲为封闭排外的文化“复归”，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其中尤有甚者，宣扬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都走错了路，走的都是所谓“文化歧途”、“以夷变华”的路，甚至主张“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她同时指出：“也有一些人不加质疑地追随西方现代化取向。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等倾向的存在。显然，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也需要进入一个与过去不同的中西相遇的新阶段。”

“2008年奥运会，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中外游客穿行于鼓楼这个为明、清两代中华帝国“报晓”的古迹之中，马珍告诉本刊记者，北京奥运会一定会办得非常成功，甚至像萨马兰奇说的，可能成为最好的一届奥运会，“但我要说，这只是硬件方面，或者说对运动员（Sportsman）而言。”至于其他，比如在消除猜忌、化解敌意、建立信任等“软件”方面，这位马戛尔尼的后人耸了耸肩，做了一个“不清楚”的肢体动作。

在她看来，这可能需要所有人，甚至几代人共同来努力，不是单个历史事件所能承担的，“不过，毕竟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而且希望大家都能抓住它

（文章来源：08年1月9日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