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重建公权，当自瓮安始

瓮安事件暴露出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在传统治理模式之下，一方面政府权力过于集中，一方面缺乏有效制衡，其必然结果，是政府力量的不当使用。

瓮安警力的使用方向，堪称一个经典注脚。

保护人民基本权利是政府天职。但就媒体已经披露的情况不难断言，瓮安警方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导致黑势力横行，人民难于安居乐业。

瓮安警方的主要力量不是用来维持社会正常秩序，那么究竟用到哪去了？正如前任公安局局长申贵荣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的，警方力量很大程度上用于非警务活动。“比如，遇到群体事件就出动警察，这种‘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们去做。”矿权纠纷要动用警力，移民搬迁要动用警力，房屋拆迁也要动用警力。据申贵荣统计，仅仅数年之间，“针对群体事件，我们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五次”。

用专政手段对待人民岂非咄咄怪事！但如此咄咄怪事，在瓮安竟成普遍现象。在利益冲突中拉偏架，动不动就用国家暴力对待人民，必然造成人民的普遍恐惧。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感慨：“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这种感慨不是没有来由的。当地民众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基本权利匮乏，与地方政府不当使用其力量，显然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政府力量的不当使用，在危害人民基本权利的同时，事实上也危害着政府自身。瓮安地方政府滥用警力的结果，一如申贵荣所坦承的，“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这必然从根子上摧毁当地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和尊重，而有令申贵荣倍感羞辱的残酷现实：“我们的权威早就没有了。我们机关经常被冲击。”

瓮安不安，诚如石宗源一再指出的，“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地方官员不可推卸的责任到底是什么责任？显而易见，主要是不当使用政府力量的责任。任何政府都需要权威，但这种权威必须首先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政府对于人心的敬畏，需要政府对于人民的谦卑，需要政府对于人民基本权利的呵护。否则，正如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度干预必然导致生态失衡，导致极端性的灾害性气候；不当使用政府力量同样要导致人心失衡，最终不免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尤其是人心成本。

我们需要对于治理模式的深刻反思，所幸，这样的反思已经从瓮安发端，正在瓮安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大接访是这方面的标志性事件。大接访的宗旨是要给公众提供讲真话的空间，提供申诉和公力救济的空间，以此重建人心，在重建人心的基础上重建政府权威。这样的努力无疑代表了历史的正确方向，值得赞赏。但仅仅这样做仍然是不够的。传统治理模式积重难返，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够根本扭转的，它需要持续的努力，需要制度化的安排。而这种持续的努力、这种制度化的安排需要一个试验田。

这一切，何妨就从瓮安开始？如果当下瓮安城乡的大接访，能够升级为长期的制度创新，把民主法治落到实处，把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到实处，人民就能够自动地起作用，良知就能够自动地起作用，以切实制衡公权力、净化公权力，那么现代服务型政府的雏形就不难从瓮安降生，而垂范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