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100年中的30年

从1978年算起，改革开放至今已进行30年。这30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奥运会把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繁荣展示给了全世界。这种繁荣、富裕，也令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另眼相看。但是，把这30年放到100年的历史过程中去观察，也许可以更为准确地对其成败得失做出评估。

现代以来的很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逢8之年。这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整100年前的1908年，当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宣布了9年建成君主立宪制的计划。

清廷基于什么样的动机如此大张旗鼓地实现宪政转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立宪事业，从慈禧太后、到宗室载泽、大臣袁世凯、端方，民间领袖张謇等，社会各个群体——当然主要是精英阶层——似乎都非常认真且富有热情。因而在此前后，各级政府在民间推动下，进行了广泛的宪政改革，比如，地方建立县、乡、镇自治制度，省设立咨议局，中央政府设立内阁、资政院。虽然法律尚无意让它们成为议会，但它们已经担当起了议会的职责。同时，各地也开始设立独立的法院。

当然，旨在推翻皇权制度的革命观念和运动也早已在海内外兴起。激进的共和革命与稳健的君主立宪之争，最终以君主制被推翻、共和国建立而告终。但是，放宽视野来看，革命者与君主立宪者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在中国建立宪政制度。这是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人们的普遍信念。人们依据西方各国的经验相信，只有建立宪政制度，才能够实现民富国强，才能够摆脱不平等条约体系，才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

因而，即便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以党治替代无法正常运转的宪政，也依然在立宪共识的压力下，不敢放弃宪政的终极目标。这就为立宪事业提供了一定活动空间。那个现代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经济增长的成绩有起色。但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打断了这一进程，但这场战争也带来了一个非意图的后果：不平等条约被废除，中国被世界承认为强国，民族意识发育，精神、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终于形成。这是现代中国立国史的一大进展。

有识之士希望在此政治性民族基础上，建立完整的宪政制度，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持续不断的立宪事业，也于1946年结成正果。但是，内战的爆发最终使刚刚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再度分裂为两个治理区域。

当然，内地、台湾还是有区别的。台湾还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完整地维持着私人产权与市场制度。在内地，则出现了文化断裂，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被废除。

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截然不同的原因，两岸都出现了变革。台湾在发达的市场与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了民主化转型。内地则因为“文革”致使“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而不得不开始市场化转型，1978年成为一个新起点。这一变革的实质是国家部分地放松对人、资源的控制，民众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活动空间。于是，民众创新了一些制度，其实是民众恢复了一些传统制度，获得政府认可。由此，经济、社会开始走向繁荣。

毫无疑问，这30年的物质成就是巨大的，尤其是与前30年相比。但从社会治理体系的角度来考察，与100年前相比，今人未必有多少可以自豪的资本。那个时代的私人产权制度是完整的，私人企业的经营领域也几乎不受什么限制。而今天，最重要的资源都不能由私人拥有，私人企业无法进入一些重要的产业领域。那个时代的社会基本上是自治的，绅商主导着新兴工商业城市的治理，士绅主导着传统市镇的治理，中央政府委派的各级地方官员与地方精英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合作关系。当然，那个时代的制度安排并不全然合理，但全社会、至少是整个精英群体，具有一种建立优良治理秩序的强烈的共同意愿，这些人群也有广泛的自由空间和丰富的资源从事这方面的努力。

把过去30年的变化放到100年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就会发现，改革的程度还是非常幼稚的。

（文章来源：０８年９月８日《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