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用人性的力量改变市场

“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是一种市场失败，从成本——收益的比较看，因为药价高昂，美国大的制药业企业在贫穷国家的抗艾药物销售量本来就低得可怜，那么，允许这些贫穷国家自己仿制并低价销售这些药物，并没有侵占美国大药企的市场，也不会影响美国大药企的利润，更不会影响其研究投资。

我先前已经知道，今天的世界尤其是地球上最贫困的非洲地区人口，正深受艾滋病之害。但我一位援非朋友的亲历还是令我十分震惊。他说他所到的地方官方统计病毒携带者比例达37%，实际则超过50%！因此，就连当地的劫匪打劫的方式都与别国不同：不用任何武器，只是张口露出一口白牙，外国人就老老实实就范，否则就有可能被对方咬伤而感染上病毒！

震惊之余，我问了朋友一个问题：相关报道称，治疗艾滋病新药在不断发现，治疗效果也越来越好，为什么艾滋病在非洲仍然如此肆虐呢？朋友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你难道不知道黑非洲有多穷吗？没有钱买药啊！He Who Can’t Pay Dies(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这话不就是你们经济学家说出来的吗？”

市场需要设计

“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这一很残酷的话语到底出自谁之口无从查起，但这一主张却的确为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而且，这句听起来非常刺耳的话，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却是“最大的人道”：尽管没有对付穷人的疾病，但却能对付全人类的疾病。其中的逻辑是，因为新药研制成本极高，风险极大，据称，仅有3/10的新药研发能够收回成本，因此，西方国家对新药品种一般都采取十分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正是赖于这种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制药企业从新药品研制可能带来的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才有了创新的动力，也才使得抗艾滋病新药得以问世，并因此使得全人类对付艾滋病有了希望。而如果要让无法付得起钱的穷人看得起病，必须大幅度降低药品价格，也就意味着只能取消药品的专利保护制度。这样的后果，可能是没有一家药企愿意进行新药研制，最后可能是既无法对付穷人的疾病，更对付不了人类的疾病！

但是，这种市场人为地把人分为穷人与富人并加以分别对待的做法，不仅不符合人道主义标准，而且从长期看，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包括富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穷人如果因付不起钱看病而致使其状况持续恶化，这个世界将更加不安全，不仅仅因为类似恐怖主义，还将因为更加可怕的威胁人类的病毒的出现。而此时，富国与富人也无法置身度外。所以，帮助穷人看得起病也是在帮助富人。

问题是以对股东投资负责与追求利润至上为目的的企业能否承担得起为穷人提供廉价药品的责任呢？

与朋友这次会面后不久，我就看到了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约翰·麦克米兰(John McMillan)的著作《市场演进的故事》（A Natural History of Markets,2002;中文版，2006）。正如《纽约时报》所评论的那样，麦克米兰不仅仅是一个著名制度与转型经济学家，还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而就在《市场演进的故事》中，恰好有一个关于艾滋病新药在发展中国家如何被推广的过程叙述，而标题就叫做“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

麦克米兰首先也关注了药品市场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它的确冷酷无情，将付不起钱的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排斥在市场之外；但另一方面，这种市场激励毕竟促进了许多药物的开发并因此显著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也正因此，完善这一市场的方向应该是既让穷人看得起病，同时又保持对医药公司的高激励。

与国内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纯粹自由市场的观点不同的是，麦克米兰一贯强调市场演进的观点：“市场原本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断地重新设计。”

推动市场演进的人道力量

还是以艾滋病新药为例。为了扭转日益恶化的艾滋病蔓延形势，自1990年代中期始，一些不发达国家被迫鼓励本国药企仿制美国制药企业巨头们投巨资研制成功的抗逆转录酶药物。效果是明显的：在印度、巴西、南非、泰国等国家，仿制药价格是美国市场价格的1/16，政府还予以补贴，以使穷人也能买得起药，其结果，在这些国家，艾滋病死亡人数急剧下降，取得了发展中国家里抗艾中少有的成功。

然而，这些国家仿制抗艾药物的做法遭到了美国制药业巨头们的强烈反对，先后有30多家企业对上述三国政府提起诉讼，指责他们的法律践踏专利，违反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在他们的游说下，当时的克林顿政府也以贸易制裁相威胁，要求这些仿制药品的国家不仅要停止仿制行为，而且还要赔偿巨大的专利损失费用。

正如麦克米兰所说，利益的博弈在推动市场的演进。在这场博弈中，人道主义者的立场最终战胜了商业化立场。无国界医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遍布世界各地的NGO，以及各种新闻媒体，此时都选择了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他们组织了数不清的游行、抗议，发表了无数的报道与评论，内容都是谴责制药公司把挣钱置于生命之上。

应该说，一些经济学家的参与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是一种市场失败；同时他们还认为，从成本——收益的比较看，因为药价高昂，美国大的制药业企业在贫穷国家的抗艾药物销售量本来就低得可怜，那么，允许这些贫穷国家自己仿制并低价销售这些药物，并没有侵占美国大药企的市场，也不会影响美国大药企的利润，更不会影响其研究投资。而贫困国家的收益却是显著的：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世界医药市场规则悄然发生着变化：2001年，美国五大制药巨头宣布将以成本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抗艾药物；美国政府也宣布不仅不对撤销抗艾药物专利权的国家实施制裁，还将对其进行援助；欧盟制订了一个梯级定价方案，降低贫穷国家药品价格；同时还呼吁改革国际专利规则，让贫穷国家更容易进口仿制药品。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了税收优惠办法，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则设立专项基金，都是为了降低制药企业研发成本，鼓励其创新冲动；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慈善家则创办相应基金会，一方面鼓励药企为发展中国家研发与销售低价药物，另一方面直接为发展中国家儿童支付药单。

尽管各方面都还需要完善，但一个既让穷人买得起药、又能维护制药企业创新动力的市场前景似乎正在形成。

麦克米兰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当然仍然是想揭示推动市场演进背后的动力。正如他在文章中写的那样，正常的市场力量开始推动西方制药公司改变自己的定价。但是，这一转变同时也是那些社会活动家推动的结果。消费者和他们的支持者都可以推动市场的重建；而一个民选的政府也更容易在公众的压力下积极改变市场的规则。更为有意思的是，一旦这些新规则被确立，它就是市场本身的一部分。

最近这段时间，“毒奶粉”事件持续发酵，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一般论者以为，这是因为内地某些企业不讲道德，不讲社会责任，而监管部门监管又不力而导致的一起事件，因此，加强企业与企业家道德建设，使他们在关注利润的同时关注社会责任，同时加强市场监管，就被认为是解决类似现象的良药。

这种观点表面上看没有问题，但如果深层次考虑，却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将企业道德与社会责任仍然视为外加于市场的东西。既然是外加的东西，那么，它与市场的自发作用始终将是矛盾的，与企业追逐利润的目标也是矛盾的。而实际上，从麦克米兰的相关观点以及抗艾药物市场的案例看，在中国，作为完善市场的一部分，只有各方面的努力是朝着将企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本身合并为市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方向，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比无道德的企业更容易在这个市场上生存发展，最终使得社会责任是市场与企业的自然行为，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08年10月6日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