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中国何以盛产阴谋论？

阿根廷在南非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惨败给德国，黯然出局，令普天下的阿根廷球迷如丧考妣，恸哭不已。虽然按照辩证法，坏事中总有好的因素，悲痛中也会有值得高兴的事，但就阿根廷输球这件事而言，阿根廷球迷唯一可以聊作安慰的，也许只有一件事——随着这场失败，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的“阿根廷冠军FIFA内定论”，总算可以消停了。

围绕世界杯的阴谋论话题仿佛层出不穷。1978年就有著名的“秘鲁降头说”，此后还有所谓“西德内定说”、“苏联被排挤说”，以及几乎每届必出现的、花样翻新的“巴西队被陷害说”（1998年决赛输球，阴谋论说法包括赌球集团操纵、法国人下泻药、法国政府用援助换世界杯冠军等等，本届则有梅洛被赌博集团收买或FIFA设局内定等各种花样翻新的解说），足球原本是娱乐的一部分，这些消息虽然云山雾绕，却极富娱乐性，因此一经传出便轰动不已，原也不足为奇。

有意思的是，这类消息在各足球大国，通常是小报猛抖而大报置之不理的边角料，或者某些过气圈内人炒作回忆录的油盐酱醋，热闹归热闹，却不过是一时一事的热闹，各国联赛开锣，或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开踢，所有这些便烟消云散，等待新的花边新闻。而在中国，这类传说却时不时登一登大雅之堂，非但流传更广，而且“保质期”也特别长——1998年世界杯“阴谋说”，不是到今天还经常有国人翻出来分解几句？

足球当然有政治，但那是足球本身的政治，而不是政治的足球，“苏联被排挤”、“西德内定”之类说法，听听也就是了，不能太当真，否则世界杯冠军该是美利坚合众国，而当年的苏联队也不可能拿到奥运足球的金牌，前东德队、朝鲜队更不可能在世界杯舞台上击败西德、羞辱意大利，类似伊拉克乌代那样的狂人，影响也只能及于本国那20多个可怜的球员，不可能改变整个世界足坛的格局。

足球固然有丑闻，假球黑哨、默契球赌波，各国都揪出过不少，但在整个世界足球范围内，这毕竟只是局部的、次要的，FIFA从世界杯经营中的获利不亚于一个中等国家的GDP，而像巴西、阿根廷这种一流球队的一流球员，他们在世界杯上扬名立万所能挣到的金钱、荣耀，又岂是任何一个“赌黑波”集团所能给予的？从这些角度看，足球阴谋论在中国如此盛极一时，仿佛FIFA就是个黑社会，世界杯就是个大赌场，显然是夸大其词了。

为什么在中国，足球阴谋论会如此盛行？

首先是推己及人。众所周知，在中国足坛，潜规则、暗中交易一度大行其道，让许多一度满怀希望的球迷心灰意冷，把联赛看作赌场，足球圈看作黑社会，认为一切都是肮脏的，所有的结果都是潜规则、阴谋和内定的结果。这种看法虽然事出有因，但即便用于中国足球本身，也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一旦放大到整个国际足坛，则杯弓蛇影，目力所及，无不是阴谋嫌疑。成语中有个“邻人窃斧”，丢斧子的老兄在找到自己遗失道旁的斧子前，看左邻右舍无一不像偷斧子的，正是这么个道理。

其次，中国社会原本就有深厚的阴谋论土壤：宋朝打不过金国，是金人用了阴谋，送来内奸秦桧，害死英雄岳飞；鸦片战争满清战败，是英国人用了阴谋，让“投降派”把持朝政，排挤“抗战派”林则徐等。到了当代，则有什么“金融阴谋论”、“种子阴谋论”、“转基因阴谋论”、“文化阴谋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其实阴谋论盛行的背后，无非是两大根源：不能正视自己，和不能正视对手。

世界杯历史上，和巴西有关的阴谋论最多最流行，奥秘就在于巴西历来是热门，自视甚高、他人也视之甚高，一旦意外早早打道回府，往往一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二不能正视对手的长处，如1990年世界杯，巴西人只看到自己压着阿根廷，打得对方全场射门才两次，把淘汰的责任归咎于运气甚至阴谋，却不肯正视自己4场比赛只进4球的孱弱攻击力；1998年世界杯，巴西队只看到自己在决赛中失常，就一味将责任归咎于阴谋，却始终不愿正视法国队实力不亚于自己、且占据主场之利的客观事实。而在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身上，这种将失败归咎于偶然、命运或阴谋的思维定势也十分顽固，归根结底，同样是这两个“不能正视”：承认失败的主要因素是技不如人，是实力、体制、装备、思想上的落差，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一旦勇气不足，阴谋论往往就成为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替罪羊和遮羞布。

“知耻近乎勇”，正视自己的不足，正视对手的长处，是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必经环节，而摒弃“泛阴谋论”思维定势，则成为不容忽视的一步。足球说到底终究是个游戏，在另一些更重要的、当不得游戏的领域，就更应认真自省、省人，不要把阴谋论当做推诿、懈怠、偷懒和拒绝反思的挡箭牌。

(文章来源：10年7月6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