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城市的本质是多元的自由的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大城市或城市问题，但不光是城市有问题，农村也有问题，农村的问题可能更大。刚才杨俊峰博士的发言，我稍微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对城市化的否定是不对的。我觉得城市化的趋势没错。现在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城市的聚集效应非常明显，尤其是大城市、大都市。大都市对优质资源、优质要素的聚集和分配功能非常强大。以北京为例，人才、资金、信息、技术，思想、教育、政策都在这里。中国会唱歌的很多，但是唱得最好的在北京；会写字的很多，写得最好的也在北京。我觉得这也许是对的，是大城市的市场规模效应形成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高度都市化和集聚化的同时，城市中国和农村中国正在撕裂。农村的情况非常严重，我看到一个电视台讲留守儿童的幸福童年，我看这样的电视台真的是坏了良心了。精英离开了农村，剩下老幼病残。传统的农村在死去。八十年代承包制之后，我们讲希望的田野上，现在变成了绝望的田野上。农村有巨大的问题。

但今天，我们的城市尤其大城市也出现了问题，城市在死去，在瘫痪，城市的精神在消失。问题出在哪里？我们高度城市化、快速城市化的时候，相应的体制的发展并没有跟上。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批评过苏南。苏南曾进行过一个快速小城镇化建设和各种各样的城市创建行动。当时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城无市，一个城市硬件设施建设得非常好，但是根本没有城市的味道。把一个城市建成了现代的庄园、土围子，或者是扩大一点的机关大院。当时苏南快速城市化的时候，城市的管理者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从农村调上来的民办老师，转到干部队伍中；第二是服转军人到了城市基层管理岗位上；第三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家提拔到了城市管理岗位上。这些人制造了城市，但是他们并不知城市为何物。城市让人感觉花花绿绿、虚虚假假，没有城市的文化、没有城市的味道。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城市在发展，但是现代城市管理体制没有跟上。这里面有政治体制，也有社会体制的问题。比如北京交通的问题，整个北京坚持一个核心，就是天安门，就是紫禁城，这个核心不能动，不能多中心。必然造成摊大饼的建设和交通堵塞。这与我们经济发展的情况一样，经济在发展，但是市场经济的这套规矩，这套商业文明却没有建立起来。最典型的行业房地产业，是一个病态的市场经济。房地产根本的问题国家对土地的垄断和控制。但是现在政府却用尽一切办法来管房价。不给病人治病，却去修理体温计。行业上的病态的市场经济是房地产，区域上病态市场经济的代表是京都经济。我把北京的经济叫京都经济。北京是把所有的优质资源集中起来再分配，在这里切蛋糕，等待切分蛋糕的人都在这里。围绕着三里河、国家重要机关形成了权力经济、寻租经济、京都经济。通过一个核心的权力，慢慢的往外延伸，一层一层的寻租，就像水波纹一样的差序格局。京都经济异常繁荣，但京都经济九重天，是病态的，不是大市场的规模效应造成的，而是集权造就的。现在的问题是国家主导一切，权力配置资源，距离权力的远近形成了不同的租值，首都、直辖市优于省会，省会优于市会，市会优于县会，城市优于农村。基础建设是这样，社会福利也是这样。城市出现问题、农村出现问题，症结都在这里。

城市的本质我想是最基本的是两个：多元的、自由的。城市应当有很多的NGO组织和宗教组织。但是，现在NGO在北京的发展非常艰难，城市越来越不能容纳一些多元因素。曾经的北平出过很多人，像“北漂”的沈从文、毛泽东等。毛泽东当时中转毕业后到北大做图书馆的管理员。今天这套对所谓外地人的歧视性限购政策，如果毛泽东还在世的话，第一个造反的就是他老人家。城市现在正在从多元走向单一，从自由走向计划和管制。城市政府与城市人正在割裂，城市让城市人越来越感到陌生和面目狰狞。

再进一步说，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我感觉，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改革和老百姓的意愿越来越背离。在八十年代，绝对不会出现现在这样歧视小产权房。原来还讲人民群众是主人公，现在只讲国家控制。同时，我们现在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也出现了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对的，但是基层管理者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就是“我”要科学的发展，要有计划的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名义之下，按照政府官员的意志来发展。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就是科学主义，这一点值得我们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加以警惕。

(本文为新望先生在2011年3月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城市管理与公平正义”研讨会上的讲话。已经作者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