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晖：货币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基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反思

自2003年9月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就由稳健转向偏紧，进而转向从紧，在2008年上半年央行连续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之达到17.5%历史最高位。央行如此密集推出从紧的货币政策措施是基于对目前经济运行态势的判断。按照央行的解释口径，其目标主要在于解决以下问题：其一是控制被认为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其二是缓解物价全面上涨压力，第三是解决当前较为严重的流动性过剩问题。

那么，当前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否是恰当的，能否实现预期目标？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思考以下几个问题：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是否真的在于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物价上涨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以及流动性过剩问题？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这些问题能否发挥作用？是否具有可能的消极后果？思考这些问题可以使我们客观谨慎地审视政策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的经济现实之间的相关程度，希望本文的观点能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合理与完善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

一、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速度

经济增长速度为多少是偏快、过热？前些年关于中国经济过热的标准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现在，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经济增长率控制在8%－10%、通货膨胀率控制在0－4%之间是比较理想的。相反，如果出了这个区间，则有过快的意味。2007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速为11.5%，连续5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对此，宏观调控部门感觉经济明显偏快了。

在不同的国家，合理经济增长速度的快与慢差别较大，应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认识，经济增长的快慢取决于本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它主要受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等因素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许多学者做过定量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平均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10%之间。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劳动力加入了产业大军；随着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显现，资本已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大量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引，也激发了更多的自主创新；加上交通运输、煤炭、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中国全要素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了中国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能力，自然资源禀赋不足的状况得到了弥补。与此同时，还应看到中国国内需求总水平仍比较低。因此，我们估算当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10%－12%之间。

依据以上的标准，中国2007年11.5%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看作是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的速度，虽然相对于前几年是偏快了，但并不存在偏热，更不存在全面过热。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宏观经济没有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问题并不表现在总量上，而是表现在结构上，“油荒”、“电荒”等是由个别行业过热导致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为主要手段的从紧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性手段，可能无法抑制结构性过热行业，同时可能抑制了并不过热的国民经济总体。因为“从紧”货币政策的结果无非是两个，一是信贷规模下降，二是储蓄率升高。必须看到，由于货币政策影响的全面性，“从紧”的货币政策，“紧”的是信贷。信贷全面收紧固然能缓解一些问题的发生，但必须注意到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有些行业和部门以及大批中小企业，本身就很难获得及时有效的信贷支持。如果信贷收紧，可能最先受影响和影响最大的也正是他们。从而该紧没紧，没紧的却紧了。这样势必影响到经济的良性增长。对此，中国经济就像一个青春期快速成长的孩子，各行业、各部门都在快速发展。如果用传统的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来为他量体裁衣，做出来的衣服肯定不合身。

二、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物价快速上涨

关于物件上涨，不能简单地认为属于通货膨胀，审慎的做法是全面分析其合理性和负面影响。

首先，当前物价上涨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上升期，经济增长伴随着物价上涨是必然的。而且，这次物价上涨以农产品、食品价格上涨为主，这是在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升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我国作为一个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农产品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也是不合理的。所以，从这点来看物价上涨也有必然性。从合理性来看，这轮粮油价格上涨，反映了农业资源的稀缺性，反映了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加速过程，不仅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也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改善内外经济结构不平衡。

其次，本轮物价上涨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物价上涨可能加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带来的影响。本轮物价上涨特别集中于粮食、肉、奶等农产品，这些都是基本生活必然品，可能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的生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二是物价上涨可能形成普遍的通货膨胀预期。本来本轮价格上涨，不一定会必然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商品的总供求关系并没有发性根本性变化。但如果形成普遍的涨价预期，各行各业都要涨价，那么就会形成全面的上涨。社会心理的变化可能造成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异，反过来会扭曲供求关系，从而带来更大的危害。

综上，本轮物价上涨，对于高收入者而言影响不大，但对低收入者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既不能简单地把价格压下去，也不能任其发展，在社会上形成涨价的普遍预期。由此看来，运用以总量控制为基点的从紧货币政策来控制物价可能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运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忽视了物价上涨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在消除物价上涨的负面影响方面，总量性从紧的货币政策能力比较有限，可能还需借助其其它更为有效的手段。

三、从紧的货币政策与流动性过剩

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是在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关于流动性过剩的原因，由于研究视角和重点不同，国内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例如，有的强调国际因素，长期“双顺差”和特殊的外资外汇政策，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和外汇占款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维护汇率的稳定，央行不得不投入大量基础货币，产生过多的流动性。有的着重强调国内因素，在中国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日益加快的特殊时期，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增加了居民对预期支出和收入的不确定性，强化了预防性储蓄动机，加之受人口红利、负利率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流动性过剩。有的倾向结构性因素，经济结构性失衡是流动性过剩的根源，货币的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有的强调政策和管理因素，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商业银行资金运用主要以项目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为主，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造的逐步完成，银行资产质量改善，当存款大幅增加时，贷款周转速度加快，流动性过剩就在所难免。

综合上述各种观点，流动性过剩主要反映出国际经济供求结构失衡与中国经济供求结构失衡的背离，反映了世界各国货币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它不仅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而且预示着由此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性过剩与紧缩交替，以及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导致的全球通胀问题。因此，流动性过剩将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长期现象，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由之而起的物价上涨也将是一个中长期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已走出了高增长、低通胀而进入了一个高增长、高通涨的时期，但这应该比低增长、高通涨的发展模式要好的多。

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等问题确实属于货币性的问题，从一般的逻辑出发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该能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结合上面的分析，中国的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等问题事实上属于中长期问题，而货币政策属于短期政策措施的范畴，因此，如果将中国的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等问题的宏观治理重任过多地压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上，“从紧”的货币政策即使如何“从紧”也是只能有负重托。况且，如前所述，货币政策影响具有全面性，“从紧”的货币政策，“紧”的是信贷，很可能伤及无辜，特别是大批本来就难以获得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而它们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因此，笔者以为，治理流动性过剩应坚持以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经济安全为目标，处理好中央、地方、市场及国际资本之间的关系，探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及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研究治理流动性过剩短期与长期政策相衔接，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相协调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而不能将宝过多地押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上。货币政策本身作为一个短期政策，不应赋予他过多的任务。

四、小结与反思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越来越被作为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承担着调控经济的主要责任，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而我国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也试图力求体现这一特征。但是，正如我们本文所做的个案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观愿望与经济运行的客观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思考的：首先，理论界对于在我国这个特定的情景之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约束条件的研究并不十分深入，关于货币政策的合理性、有效性、可行性以及配套条件的分析也仍然是初步的；另一方面，关于我国经济运行状态及其特征的认识和判断也缺乏严密的标准和依据。能否跨越这一鸿沟，不仅关系到货币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的主观愿望，更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安全与稳定，而要跨越这道鸿沟，既需要政策制定者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作用原理一般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更需要政策制定者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作用原理特殊规律的认识和理解，而后者恰恰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转载自《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