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在经济学上，或者严格来讲政治经济学上，我们有一条结论，政府应该管多少，取决于民众管政府到什么程度，民众对政府的监督越有力，政府可以多管一些，如果民众无力监督政府的，政府少管一些，民众无力监督政府的，政府可以什么都不管。我们从理论上是可以证明的，大概是这样的原则，欧美的政府监管越来越多，为什么？那个地方民众对政府有非常有效的监管，食品安全出问题马上下台，我们出问题是换一个工作，这样的话民众对政府没有监督和制衡，你想让政府管很多事，会是什么结果？在这里中国人有一个传统观念，传统观念是什么呢？我们的传统观念是政府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孙中山讲天下为公，这样的态度对政府非常不公平，从经济学上来讲，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跟你我都一样，都有七情六欲，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你自己拼命想赚钱，却想让政府官员廉洁，自己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们在讨论政府决策的时候，在市场经济决策的时候，一定要把假设大家一视同仁。我在市场经济中参与这个活动，是为了最大化我我自己的利益，政府也是为了最大化他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讨论监管应该怎么做，而不能假设政府是超凡脱俗的圣人君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观念上有一点问题。一出什么事，政府怎么管的？政府跟你一样，人家也要一天吃三餐饭，人家也要住房，也要开车，跟你一样，在你管不住他的时候，最好的办法让他少管一点。

提问：许教授和胡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在中国、美国危机之前，其实在危机发生之前，政府的作用在加大，后来随着大规模救市措施的出现，大规模放房贷在之前已经发生了这种趋势。我想问的问题是，现在政府的作用是否应该削弱？或者是因为中国已经成功走出了金融危机，所以很多中国人都非常自豪，中国的模式非常成功，我们成功了，美国是放松监管的标志已经失败了，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在未来的五年至十年，应该加大政府监管的机制，而不是放松监管。

胡祖六：非常不幸的是，我担心最近的发展就是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好像已经加大，我觉得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这一说法。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改革开放意味着政企分开，为民营经济和外企拓展发展的空间，但是在过去的几年对于迈向市场经济的做法有一些怀疑和重新思考，而这种情况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而得到了加强，比如说大家看到在美国发生的，还有美国政府在北美和欧洲采取的措施而得到加强，所以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真幸运啊，我们没有完全是市场经济，所以有很多政府管制的手段。当然，政府确实应该发挥其作用，在G202008年的首脑会议的时候，在没有磋商的情况下马上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那时候没有经过磋商的情况下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规划，这展示了中国政府的力量，决断性和有效性。这个做法也有缺陷，带来不好的后果，我觉得要重新考虑做法，中国是否朝着经济的方向走，还得等一等。

许小年：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成功是因为政府干预得少，比如说中国经济做得好的时候，政府没有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农业的改革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政府就是解散了人民公社进行了一个低调的自由化过程，就让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庄稼，这是农业部门的自由化过程，使得中国在这一方面非常成功，而不是说大规模地采取行动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实际应该是这样的情况，还有那些外国的学术界，中国跟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说有中国模式，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跟里根总统在美国所做的模式是一样的，就是小政府，或者跟东欧国家二十年之前所做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放松管制、自由化来鼓励民营企业充满活力的经济部门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成功的真正秘诀，而不是说一个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