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我不太相信台湾的腐败胜于大陆，因为台湾政府官员手里这么大的权利。而且国民党的官员有民进党盯着，民进党贪污的话有国民党盯着。

我不是说台湾政府不腐败，我只是说由于制度的决定，他的腐败程度比大陆轻，因为政府的区别，我没有说不腐败。

胡祖六：两位专家提出轻重的问题，台湾和大陆的腐败谁重谁轻，我的看法是台湾一党专职，媒体不自由，所以我想台湾曾经是非常腐败，现在建国六十周年，为什么国民党失去了江山，除了专职之外与腐败、不得人心有关系。国民党执政台湾，腐败是有的，这是我和张跃不同的地方，你知道实际金库公司拎了多少钱到总统家里，这是很大的进步了，腐败情况大家都知道，有媒体盯着你，有独立司法机构盯着你，但中国你不知道，我听到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故事。我很同意高薪养廉固然重要，我觉得有很多媒体，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不受任何干预，而且有公信力，这一点也同样重要。如果这个条件不到位，不管总书记天天讲，日日讲，月月讲，腐败还是会很难根治。

提问：你们好，听了这么多，我觉得管制不管制也是挺复杂的，管制就是一个假设，管制者觉得这样管对普罗大众是一件好事，但也有基础，你觉得市场运行是健康的。这些我都不管了，听听两位学者的意见，假设今天少林寺上市，要特许经营，要市场化，赚钱，他们也有七情六欲，您怎么看呢？这也是管制者对他们附加的期望，如果我们不干预可以赚很多钱，先不说宗教，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许小年：少林寺不能有七情六欲，进了山门把七情六欲摒弃了，否则怎么进庙了，进去以后跟我不一样了，国家主席跟我一样，但少林寺跟我不一样。

提问：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一家民营制药企业，听到大家在台上台下的论点非常有意思，我们辩论了很多理论上的问题，但实际上民营企业面临很大的困难，困难怎么办？我们企业有六千员工，在药品审批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单克隆抗体药，国家要审批6-8年，这个过程当中印度同样企业报出10个药来，我们作为民营企业不仅仅考虑到企业生存和发展问题，同时也肩负着一个国家药业怎么向前走，走向事业的问题。我们报药的人到药监局，官员见我们像见到细菌一样，都是为了贿赂，国企去报药就是为了推动国家的药业向前发展，民营企业想报药，一定是为了赚钱，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大家说了很多话，政治体制改革跟我们无关，高薪养廉也与我们无论，我们想怎么超过印度的制药企业。希望在座的专家、领导帮我们企业想想办法。谢谢。

张跃：我倒想问一下，你们这几年等什么事？比方有政府制定的机构帮你们做检验吗？如果做这些是好政府，问题就是怕什么也没做，就耗在那里。

提问：报药过程当中，特别出了郑筱萸事件以后，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特别奇怪的关系，政府不是尽全力帮助你，帮助你认为要受贿，出现了很多问题。

张跃：意思是说受贿还好一些。

许小年：我曾经有建议，从企业那里收养廉费，一个戳子20万，明码标价，这是不是一个策略，如果国家财政负担不起这么多的高薪官员，我们企业自动捐助一下，考虑到公务员生活也是要继续下去，盖一戳十万就不行，可以消除生活中不确定性。其实有一些南方政府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只不过是以一种非常间接的形式在这样做的，你要说这个也不许动，那个也不许动，透明度要提高，舆论继续引导，法律体系也不独立，这个事无解。唯一的解决办法，制药企业做营养药算了，不用审批。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咱们国家现在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对经济的发展构成很大的障碍，不改的话在现有的框架下讨论是讨论不出方案来的，无解。

胡舒立：谢谢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到这里，我希望大家注意到主持这场讨论的时候，探索一个新的办法也在管与不管之间寻求平衡点，让我们的讨论更加放松、更加自由，有时候围绕着放松管制与民营企业的增长，也可以自由跳到其他领域，比如说高薪养廉的问题，讨论效果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到，由此我们也可以悟出一些新的东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