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忽视愤怒的力量

经济观察网评论员黄小伟 虽然有全球性金融危机，但在2009年的中国，尤其在价格节节高升的房地产市场和供不应求的车市中，人们很难觅到那怕一丝的悲观情绪，“中国模式”依旧散发着迷人的气息。但在这种乐观的氛围之下，我们依旧不能忽视一种愤怒的力量，而愤怒的根源恰恰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中必须要正视的关键性问题。

2009年7月5日，发生于新疆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197人死亡，千余人受伤。而随后乌鲁木齐市又连续发生“扎针事件“，犯罪分子用针状物刺伤市民，制造恐怖氛围，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和愤慨。“7.5事件”最后被定性为极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和统一而制造的暴力犯罪事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度来说，不同民族之间的确存有价值冲突和利益冲突，而拥有平等的发展机遇，拥有平等的政治权益，分享同等的经济利益，享有对等的文化尊严对于解决民族问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不仅各民族的文化尊严和经济利益应该得到保护，个人的权利也无疑应得到护卫，这包括公民的知情权和财产权等。2009年让我们愤怒的几起社会公共事件，都源于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的不对等博弈。

当邓玉娇用刀扎向邓贵大并导致后者死亡时，是因为其生命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对于此案，法院最近裁定为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予处罚。而此事之所以形成巨大的舆论风波，在于具备了几项足有引起公众兴趣的要素：官员、烈女、扑朔迷离的情节。最后衍变为“真相是什么”的探究。民众愤怒的根源恰恰在于政府在信息发布上，并没有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求。

相对于“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则是对公民知情权的极大侵犯。政府官员在没有经过任何调查，轻率地发布了“七十码”的结论，招致一片愤怒讨伐之声。而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同样是政府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造成的。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面对诸多疑问，警方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在此后的几天时间内，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发布信息、探寻真相。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间里，体现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3篇；而一网站的贴吧中就出现了近500个相关主帖。

改革开放30年中，公民权利和公民意识逐步苏醒。从一开始的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到以公民个人名义提起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诉讼，再到如今的公众主动参与到公共社会事件的解决中。但是政府官员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长期以来，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上一直强调的是服从，公民是庞大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服从国家是公民生活不容质疑的终极价值。那么，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势必与政府的管制思维相抵触，最后以“公众之怒”表现出两者的冲突。

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中，这种冲突还在继续出现，而解决之道就在于政府转变管制思维，建立公众服务意识。可喜的是，中央与部分省份的决策者，都开始通过网络来了解民意。杭州飙车案中，从官员的道歉就可以看出政府管理思维的积极转变。

公民权利意识的苏醒最极端的表现就是野蛮拆迁下的“自焚”。 11月13日清晨，唐福珍往自己身上倾倒汽油自行点燃，并最终抢救无效死亡。唐福珍以如此激烈的方式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在此之前，因拆迁而导致的极端事件接二连三。其原因也在于，现行《拆迁条例》其整体立法理念仍是以保障政府权力为中心，过于强调公民“服从的义务”。随着法律对私权保护的加强，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这种冲突就愈发加剧。所以必须通过立法控制和规范政府拆迁的权力。

“市场经济”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字眼。但是市场经济也分好坏，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法治化。“通钢事件”以及后来的”林钢事件”中，被改制企业的职工之所以如此暴怒以致发生命案，关键的原因是，在国企改制的实际操作中，存在“去法治化”倾向，最终事件的结果呈现出“暴力化”。

不仅仅国企改制应该在法律框架中完成，所有的的商业交易都应该遵循合法之规。而重庆的涉黑商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靠武力来获得巨大利益，并与部分政府官员勾结，一方面是有黑保护伞，一方面又有棍棒相威胁，形成了自己的“黑金帝国”，民众对这种恶行的愤怒最终引发了重庆市的“打黑风暴”。

对规则的遵循，是我们能融入全球化的唯一途径。而“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应该是对规则的破坏。2月26日凌晨，佳士得拍卖公司在法国举行的拍卖会上，圆明园文物——兔首、鼠首分别以1400万欧元被神秘买家拍下，随后厦门商人蔡铭超表示，他是兽首的买家，但不能付款，以爱国的名义。即使很多中国民众因民族情绪对佳士得拍卖之举充满愤怒，但后来蔡铭超自己也承认，不提倡在今后用这种技术性流拍的方式，去阻止拍卖流失文物。想必蔡铭超也明白，遵循规则对于一个商人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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