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输赢结果并不重要，关键是参与国际交涉的过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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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记者欧阳晓红 被烙上“受挫”标识的平安富通事件正在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一个非典型样本：特殊的金融危机背景，一波三折的国际较量。平安维权路上，充满了不确性。

理论和近现代经济发展历史表明，但凡一国走向富强，必然要“走出去”。这样，即使失败，至少可以把经验与教训告诉后来者，使之避免弯路与曲折。

“先实践后总结。”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袁增霆看来，开弓便无回头箭，不妨以一颗平常心，以大国自信的姿态去寻找最佳维权解决方案。

低端企业并购高端企业的困惑

经济观察报：抛开目前的金融危机“抄底”一说，有人认为中国贸易在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难以维系高速增长之际，恰是发展国际投资之时。正因为如此，近年出现了一系列企业跨境并购活动，包括平安投资富通事件。如何看目前中国企业并购话语权的现状？

袁增霆：尽管与国际贸易相比，或与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投资相比，中国企业在国际并购市场上的表现可以用“失语”一词来总结，但并不意味着必须急功近利地走出去。

这种缺失只是一种表象，原因在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企业的能力。显而易见，话语权包括定价权缺失的结果可能是中国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乃至其他国际交往中的地位缺失。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常常会被当作后来者，而被人为地设置障碍，如以前中国移动收购巴基斯坦电信失利、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受到美国国会强力阻挠等案例。

不过，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目前并购环境正在逐渐变好，包括话语权问题，因为国际情势较为混乱，而并购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对于需要救助的国外企业而言，能够被并购比没有买家要强得多。金融危机日益恶化，而非缓解，此种情况下的并购与大环境相契合，符合多方利益。

正如此次危机对中国而言，主动性更多，这体现出一种大国经济，显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能够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包括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甚至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从而争取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不妨用一种全球战略性眼光去权衡交易过程中“进与退”的时机。

经济观察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哪些现实问题？

袁增霆：经济理论上，在成熟的市场体系中，后来者总是会受到原来市场参与者的阻碍。像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忌讳发展中国家，其过去制定的技术壁垒，不甘心在自身处于困境之时被后来者突破，仍会设置诸多人为的阻挠。

但是大趋势下，对于处于弱势、深陷泥潭的求助企业来说，生存是第一位。虽说存在各种障碍，但都不是主要原因，总体情况仍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

其实，这也是过去几十年第一次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才会有近来颇为踊跃的并购活动。但现实情况是我们缺乏经验。之前能源、原材料等行业的并购均由大公司发起，如中铝、中石油等。这些并购也多有官方支持的背景，包括平安投资富通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下，参与的官方往往因缺乏经验而可能带来一些责任漏洞。如政府做最后代理人，导致的多重代理关系通常会引起一些道德风险，最终引发并购的失败或者低效率。但这些并非主要因素，最关键的还是投资方对并购文化的融合程度，对产业走势的研究与判断力。

经济观察报：我们该怎样理解中国企业的实力与国际市场地位？

袁增霆：目前看起来比较被动，这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关，定价权中国还是主导地位的话，说明我国实力已经很雄厚了，毕竟现在从宏观到微观中国还是新兴发展经济体，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话语权是企业实力、国力、市场化经验共同推动的结果。

此外，完成并购交易并不等于并购的成功。就管理技术而言，主动并购一个企业表明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特别是战略方面应胜对方一筹，但我们恰恰没有。从过去几十年来看甚至更长时间来看，世界范围内跨洲际的并购都鲜有成功者，其很大原因是社会文化背景，文化融合的难度很高。这也是低端企业并购高端企业难以避免的问题。

纵观中国企业近期参与国际并购的失败案例，一般是败在自己所处的市场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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