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输赢结果并不重要，关键是参与国际交涉的过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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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经济与政府边界

经济观察报：平安富通事件从一开始就得到政府的支持，包括平安维权也上升至国家维权层面。如何看待国家的角色？

袁增霆：国家其实就是企业的代言人，反之，走出去的企业不光是企业个体，也代表国家，企业权益受损等于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政府完全有理由亦应该站出来，帮助企业维护自身权益。

换一种思维，作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参与国际事务，包括国际投资并购。一个大国在世界经济中应发挥怎样的地位与作用？现在，是时候思考与行动了。

不可否认，正因为有了国家宏观战略考虑，某些时候，可能会自上而下影响企业的决策。如在2007年，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政府鼓励 “走出去”以便资本输出，国内很多跨境大型投资，均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包括QDII的推出等。反观这一时期走出去的企业，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策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怎样处理好政策窗口指导与市场的矛盾？

袁增霆：这是个渐进的过程，目前还有很多企业没有尝试海外并购。在各方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无需大规模鼓励并购，没必要以一种粗放的方式去并购。并购的前提是先改善好并购环境再出去。

企业最了解真正的情况，政府能做的就是支持企业正确决策，创造好或者说改善并购环境——这可能比较合理，而没必要因为并购时机好，就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推动并购，这样做既不利于企业也不利于国家。

经济观察报：保监会认为平安富通的主要问题在于富通事件中三国政府的违约以及对方有悖基本的公司治理原则，即如何维护投资者权益的问题，你怎么看？

袁增霆：这是操作细节，很难发现它真正的问题，应该深入了解，包括从大环境去看。因为此类投资属于公司的战略性决策，必然有长期与宏观的通盘考虑。处于特殊经济时期，可能其中会存在很多不可抗拒因素，即使做了风险锁定的安排或许也无济于事。

不过，既然已经实践——“走出去”了，重要的是先实践后总结，目前阶段是将维权进行到底，因为走出去的平安代表国家形象。受到各界关注的平安只是一个典型，也许输赢结果并不重要，关键是参与国际交涉的过程，中国企业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给后来者提供经验与指引，避免走弯路。

同时，告诉世界你的存在与权益，你也是游戏规则的参与者，甚至制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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