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上述建议在当时的城乡户籍制度下，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认同。

反对者认为，小城镇模式忽视城市规模效益，有其明显局限性，它更适合江南地区，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小城镇模式显然不适用。另外，小城镇城市化程度较低，它实际上可能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甚至有批评认为，小城镇的战略使得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速度变得更为迟缓。

一些“大城市论”持有者认为，相比较小城镇模式，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优越性。超大城市是经济活动、商业交往的中心，商业、服务业的需求和消费数量巨大，聚集效应造成了经济的高度繁荣。经济繁荣和人口密集也创造了无数的就业机会。

在超大城市的发展中，周边卫星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卫星城与中心城市相呼应，形成了广阔的经济增长地带，往往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但“大城市论”的反对者认为这种模式“造成交通拥挤、能源供应不足、环境污染等城市病”。

大小之争的缝隙之间，“中等城市论”者由此派生，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小城市都不是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小城市或小城镇投资效益低下，土地浪费严重。目前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或小城市布局分散，城市功能不明显，城市建设无序、管理混乱，类似于一种扩大了的农村，换言之，出现了城市建设中的“农村病”。

与其“撒胡椒”面似的投资于5万多个小城镇或小城市，不如将有限的资金投放于适当数量的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人口大约在50万－100万，它既可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

在激烈争论的同时，当时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周一星跳出了城市规模单一取向的框框，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镇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镇组成的，企图以规模来调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指出各级城市都有发展的客观要求，并结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这一观点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长李强教授认为，我国地域大，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城市化绝不可能是一种模式，而应是多种模式。哪一种模式适合该地区的情况，就应采用哪一种模式。

昆山近30年的城市化推进过程，其实也比较直观地反映了城市化模式的特点。

改革开放之初，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政府以“工业小区”的形式将这些乡镇企业集中，然后再对集中区进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逐渐形成一个城镇，农民也慢慢由分散的农村迁到小城镇居住。

昆山市则以中心区为主题，以中心镇为枢纽，以特色镇为依托形成组团式城镇体系的模式，这种模式也为后来的“小城镇论”者所推崇。

进入新世纪之后，昆山的经济总量极大提高，城市外来人口也超过本地人口，人口总和超过100万，城市规模也完全达到中等城市的水平，城市化率早在2002年就达到了52%,而当年全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是47%。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70%。2009年GDP总量达到1800亿，财政收入320亿，这些骄人的数字也一度让昆山的当政者认为，“昆山应该建成一个大城市。”

而刘维新作为学者，以比较理性的思维分析了昆山应该在中等城市水平的规模上朝生态城市方向发展而非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关键是要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毕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要建成大城市。”刘维新说。

未来之路

刘维新认为，建国60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了 “惊人的成绩”，但是城市发展中依然存在普遍性的问题，需要引起决策者们的关注，“这也关乎城市化的未来之路。”

首先，城市形态与产业结构趋同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新兴城市出现了一种从城市形态到产业结构的趋同化倾向，这种不结合自身自然地理状况和区域经济基础的趋同化，必然导致城市形态单一，使城市缺乏个性特色，产业重复及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

其次，城市发展方式趋同化，近些年来，不少城市只追求空间规模扩大，不讲求土地利用效率，更很少考虑城市的集聚效益。这种外延式的城市发展，不仅不符合中央提出的精神，也导致耕地锐减和粮食、蔬菜不能自给，使人地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也成为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再次，缺乏区域协作观念，贪大求全，导致资金和土地的大量浪费。一个新兴城市的崛起，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一个城市离开区域经济的支撑，离开自身的自然地理特点，鼓励追求某种类型和产业发展，是没有生命力的。

农业教育投入不足导致城市化进程滞后。由于投入教育的资金不足，增强教育的力度不够，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不高，又缺乏必要的既能培训，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向城镇转移较慢。“在新世纪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到，对年轻农民，既要增加教育与培训，还要提供就业机会。”刘维新说。

刘维新认为，城市化是一个需要不断延续下去的长期工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在全国的调查中，还有一种现象让刘维新担忧，就是城市化发展规划缺乏科学规律，甚至是一个领导一个方向，领导换届，规划就要换规划。

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应该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即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改善和资源消耗的提高。这对于人均资源非常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人口集中到城市来，如果没有生活条件的改善，城市化又是失败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未来的城市化之路，走资源节约型和效益型发展道路才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现状，这也会成为市场的自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