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的回忆录

陈富生2012-10-22 00:41

 

by 陈富生

 

作者: 杨迪 
出版社: 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年: 2003年7月

作者: 杨迪 

出版社: 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年: 2003年7月

 

 

最近连续读了汪东兴、宋任穷、陈锡联、钱其琛、王近山、吴德、杨迪等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的相关回忆录,从中获悉了很多不大不小的历史细节。

中国人自古有写墓志铭的习惯,对于这篇讲述自己人生的文章当事人已经没有参与或发表意见的权利,谓曰“盖棺定论”。相较于中国墓志铭的自谦,法国人给自己作传的传统显然更自我,我理解的法国人关于回忆录的想法,借托克维尔的说法,“倘若我要在世上留下自己的某些痕迹,这主要得靠我的写作而非我的行动”。

我不想评价中国传统和法国传统孰优孰劣,只是联想起两件事儿:《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算是司马迁的自传,他老人家从自己祖宗写起,整篇自序写完,也没过万字;大仲马的《三剑客》,根据小说开头作者的交代,正是据某不知名人士的回忆录写成,小说的中文译本,装订成一册嫌太厚,分成上下两册刚好。比较以上两种情况,如今我们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在在世时或卸任后不久,写作、出版自己的回忆录,确实是现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又一体现。

在阅读这些领导人著作的过程中,时不时有一种感觉:厚厚一本回忆录,有意思的内容太少,读者迫切想知道、他们又亲历过的重要事件,常常遗漏或以寥寥几笔带过,似乎官越大回忆录读着越没意思。分析了一下原因:为时任领导歌功颂德,甚至过分赞誉的内容太多;为自己在某个年代的工作或主管部门评功含糊。相较之下,趣味性不强、故事性不足这类缺点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其实只要是会读的人,即使是可读性不强的回忆录,也可以找到零星的趣味。

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大部分人的回忆录都是以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乡愁和战争岁月的记录为主;建国后的部分为辅,而且回忆过程和生活如流水账。这是领导人回忆录中的通病。现在的话语环境和十七世纪的法兰西相比,开放程度不可同日而语,绝不会出现大仲马笔下那种,“想要讲真话的作者必须到巴士底监狱转一圈,或长住或小憩”这类状况的。

要说领导人的回忆录可读性都不强,确实有点儿一杆打翻一船人。在我读过的几本回忆录中,前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吴德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原沈阳军区参谋长杨迪的《我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日子里》,都是非常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的。

钱外长把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和中国如何同美国交换条件,破解中美僵局的秘闻和中韩建交过程中中央领导如何处理中朝关系,以及派钱外长一天内往返秘密访朝面见金日成的曲折过程写得非常清楚。最有意思的是,钱还把时任天津副市长的亲弟弟钱其璈也捎上几笔。其中写到一件趣事:1991年11月12日晚上,时任韩国青少年体育部长朴哲彦,向钱其琛提出愿意与我们建立秘密联络渠道。此时,中韩两国虽未建交,但官方已有接触,不需要建立什么秘密渠道。朴哲彦说,当晚他和钱其琛的见面是得到总统同意的。朴哲彦还拿出一大一小两把金钥匙,大的送给钱其琛,小的送给钱其璈,说希望用它来开启两国关系的大门。这两把钥匙由外交部登记保存,“作为当年中韩关系发展过程的一个小小的历史注脚。”

和钱其琛的《外交十记》相比,杨迪和吴德的回忆录分别采用了两种典型的回忆录写法。杨迪的《我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日子里》几乎是用工作日志和笔记串联起来的,内容客观、翔实。最珍贵的是他披露了亲历的毛岸英赴朝一个月后遇难的神秘过程,描写了彭德怀等人当时的心情和处理过程,同时把朝鲜战争中国军队的胜利和失利交代清清楚楚,还原了战场的真实情景。《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对逮捕四人帮的亲历过程说得最详细,其中不少内容可能都是首次公开,作者笔下自己与毛主席、周总理和江青的接触,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最难得的是对自己的错误、失误也能毫不隐瞒,这在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中确实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