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文

5月2日，罗孚辞世，引发香港与内地一片悼念之声。

作为新闻人、文化人的罗孚，有人所共知的骄人业绩：最早出版了聂绀弩的诗集；是梁羽生、金庸武侠小说的催生婆；保存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手稿；以“柳苏”笔名写作的《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让董桥文章在内地一纸风行数年；他主持的《大公报》子报《新晚报》，以趣味性、知识性见长，在上个世纪中后叶的香港报业市场上是一份成功的报纸。

此外，罗孚还是中共统战领域里的高手，以其长袖善舞的本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促成北美学者访问团来华访问，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就是此次北美访华学者团的团长，他在访问之后写就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一文，被当时北美华人留学生广为传抄。

然而，罗孚还有一个身份似乎被人忽略了，那就是，他是1949年前的大公报人。1941年，20岁的罗孚在桂林加入《大公报》，一干就是41年。这份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成就了罗孚，也是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平台，从这里起步，开启了一个知识分子与革命政治漫长的蜜月与纠结。

1949年前的大公报人，已经屈指可数。罗孚的去世，让这一群体更见寥落，人们感叹老成凋谢，也力图透过逝者渐行渐远的背影，去回望大时代中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不寻常的命运与际遇，成功与遗憾。

了解罗孚文章，探寻罗孚心迹，不是难事。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罗孚文集。这洋洋数百万的文字，只是罗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属其晚年手笔，已经非常可观，是了解其人生下半场时的心境与思想的第一手资料。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一直向人们推荐罗孚的文章，并促成了罗孚文集的出版，使这位著名新闻人、中共统战尖兵的传奇生涯及其诗酒风流，可以通过文集让世人管窥一二。

当然，罗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遭遇的扑朔迷离的“间谍案”，是回避不了的历史。尽管如今对此已经不再讳莫如深，且事实真相已经轮廓昭然，但考证这段公案不是本文的目的。在给儿子罗海雷所著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所做的序言中，罗孚在文末写下这样的话：“我缅怀不羁的、荒唐的岁月以及逝去的至爱的朋友、文化人，也怀念那些咫尺天涯的老朋友们。”此时的罗孚已经九十高龄，人生暮年，他最珍视的，是曾经同命运共呼吸的朋友、同道，而不是荣华与事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此时的罗孚，经历过波诡云谲的时代大潮洗礼之后，已完全回归知识人的身份认同，与其他一些卷入革命浪潮的知识分子一样，走出了“两头真”的生命轨迹。

作为文化人、“革命知识分子”的罗孚，更值得回顾。

旧《大公报》成就的左派知识分子

由于家庭经济原因，罗孚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从中学时起，就喜欢阅读鲁迅、周作人的作品，以及苏曼殊与龚定庵的诗。在漫长的新闻与革命生涯里，罗孚显示出来的文化底蕴，将令人一再感到吃惊。

20岁时，罗孚进入桂林《大公报》。1941年的《大公报》，有重庆版与香港版，但是，《大公报》领导已经预计日军会南下，香港会失守，因此创办桂林版以做后手。后来很快就证明了这种预见。

为了安排从香港撤回来的《大公报》人员，《大公报》创办了桂林《大公晚报》。受徐铸成的赏识，罗孚很快从实习生被擢升为《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的编辑。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罗孚随《大公报》由桂林而重庆，又由重庆到香港。

《大公报》奉行“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办报原则，但对采编人员的政治立场则并不干预。当时《大公报》里采编人员的政治光谱很复杂，左右都有，中共地下党员也大有人在，比如杨刚、孟秋江、李纯青、吴砚农等，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爱女傅冬菊，是《大公报》的文教记者，她也是地下党员。《大公报》的第二代领导王芸生与徐铸成，政治立场上亦不同调，一个偏右，一个偏左。

在桂林《大公报》时期，罗孚已经开始给民盟宋云彬所办的《民主周刊》写专栏。专栏的名字叫“无花的蔷薇”，坚持了一年多。

社长胡政之不问政治立场，只重业务能力。一九四七年五月，《大公报》驻广州记者陈凡因报道学生游行而被捕。六月一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宪兵、特务，对一些重要城市的新闻界实行大逮捕，仅重庆新闻界就有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大公报》占了曾敏之等八人。当时胡政之人在上海，他打电话询问报馆有多少人被抓，最后还特意问到罗承勋（即罗孚）这么左有没有被抓。

《大公报》里人才济济，燕京大学毕业的占了相当一部分。中学毕业的罗孚凭着勤奋与天赋，很快就崭露头角。他编辑的桂林《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生动活泼，时有名家撰写稿件，颇受好评。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小公园”刊登了一则对联：“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用三个国家和三个中国城市的名字组成，将中国战胜日本，即将还都南京的意思表达出来，妙趣横生，一时脍炙人口。

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胡政之开始考虑《大公报》的去留。他认为，《大公报》不能追随国民党，因此，他选择在“国门边上”的香港继续《大公报》的事业。一九四八年三月，《大公报》在香港正式复刊。

罗孚是第一批被调去香港参加《大公报》复刊工作的。第一批去香港的，多是费彝民、李纯青、杨历樵、李宗瀛等这样的元老骨干。《我的父亲罗孚》记载，罗孚妻子回忆，当年年轻不懂事，在重庆时见到胡政之，因为不熟，二人都不会主动与老板打招呼。她感叹，反过来看，这也说明胡政之用人唯才，能包容其他人的政见，只要你有本事就成，不需要拍马屁。

晚年的罗孚，回首“大公”往事，对杨刚一往情深，曾写过数篇回忆文章，赞扬其才情，叹惋其命运。这位编辑部中的唯一的大姐，才华横溢，性格、文风，都洋溢着阳光、阳刚之气。罗孚用“千古文章未尽才”评价、形容杨刚的才情。

1939年，杨刚接替去英国留学的萧乾，编辑《大公报》副刊《文艺》，她将萧乾主编副刊时显露的多元包容风格推向新高。

萧乾主持《文艺》时，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八月间，发表延安作家如严文井、吴伯萧、丁玲等人的作品四十四篇。到了杨刚时代，更是增加到七十五篇。

经过杨刚的介绍，罗孚在重庆时结识了不少中共在文化战线上的人士，这成为促使其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后来，杨刚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并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期间写有《美国札记》一书。1949年，国民党兵败上海，杨刚担任接管《大公报》的军代表，旋即北上参加开国大典，被派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先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后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1955年，在“精神失常”下吞服安眠药自杀，成为旧《大公报》人诸多自杀者中的“先驱”。对杨刚之死，毛泽东、周恩来皆表惋惜。

旧《大公报》星光灿烂，罗孚不算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加之《大公报》在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罗孚的眼界、人脉迅速拓展，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香江的风云与斯文

1949年春天，香港《大公报》宣布起义，从此与香港《文汇报》一起成为左派报纸，肩负着独特的使命。

在香港，报纸高度竞争。为了适应香港市场，贴近本地市民需要，一九五零十月，《大公报》创办了子报《新晚报》，这份新报纸与《大公报》《文汇报》一道，构成了当时香港左派报纸的第一梯队。

《新晚报》初创时，罗孚任副刊编辑。当时，《大公报》调集大部分骨干人员参与这份新报纸的创办，李侠文担任总负责人。半年后，其他人陆续返回《大公报》，只有罗孚与严庆澍留了下来。后来罗孚升任总编辑。

罗孚认为，《新晚报》是以“知识性、趣味性”立足香港报业市场的。其中，尤以五十年代的“唐宋金梁”最为有名。唐是笔名唐人的严庆澍，著有《金陵春梦》，宋是笔名宋乔的周榆瑞，著有《伺卫官杂记》，金是笔名金庸的查良镛，梁是笔名梁羽生的陈文统，二人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这四人的作品在《新晚报》上连载，成为该报的销售利器。

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人，正是罗孚。

一九五四年，香港太极派与白鹤派的掌门人准备比武，因为香港禁武术，擂台摆在了澳门。当时，许多港人特意跑到澳门观看比武，一家报纸更以头条新闻报道了此事。当时罗孚已担任《新晚报》主编，目睹此景，他灵犀一动：为何不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来满足“好斗”的读者，以促进报纸的销路？他和几个编辑商量后，很快定下来，大家一致认为事不宜迟。结果，第二天登预告，第三天就开始连载了。

当时的梁羽生与金庸，一个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一个是《新晚报》副刊编辑，都是文章好手、快手，也都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不过，彼时的武侠小说，尚处于传统套路，等待突破与创新。梁羽生以新文艺手法创造武侠小说，而喜欢电影的金庸则借鉴了电影艺术，二人一起，开创了新武侠小说时代。

不过，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金庸曾经跑到北京到外交部找工作，幸亏没有成功，否则后来的《明报》与那些被金迷热爱的武侠小说就无由产生了。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从罗孚的一念到后来的蔚成气象，路途上同样布满了偶然。

第三日，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就和读者见面了，并大获成功。但是，他是《大公报》的人，见到他的武侠小说大受欢迎，《大公报》让他也给自己写，梁羽生无法同时给两家同时写，只好舍弃《新晚报》，这时候，早就见猎心喜的金庸就顶替上来了，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隆重登场，用罗孚后来的话说，“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了读者。

罗孚不但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还催生了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内地“文革”前夜，罗孚在香港创办了文艺月刊《海光文艺》，这是一份不分左右兼收并蓄的文学期刊。当时的金庸，已经脱离《大公报》，自创《明报》，且政治立场与办报理念与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迥异其趣，特别是，《明报》与左派报纸围绕“核子与裤子”之争，曾经爆发过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左派与金庸及其《明报》俨如敌国，不相往来。罗孚鉴于武侠小说不登文学殿堂的现实，决定找人写梁羽生与金庸武侠小说的合论，以满足读者的兴趣，提请人们重视武侠小说。

罗孚让梁羽生写这篇合论，梁羽生答应了，但条件是不署自己的真名，如果有人追问，罗孚要担待起来。罗孚同意了，梁羽生写出了《金庸梁羽生合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二人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连续三期在《海光文艺》上刊载。这是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文章。

结果，这篇文章引起左派阵营的极大不满，认为是在吹捧金庸，有人甚至说写这样的文章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这些，都还是纸上风云。罗孚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统战工作上的活动，虽然静悄悄，但却同样风云满袖，紧锣密鼓。

根据罗孚的说法，当年中共在香港统战工作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台、对国民党工作，另一方面是对香港的上层人物、特别是民族资本家。按《我的父亲罗孚》一书的观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是罗孚从事统战工作的起步期。那时的罗孚，经过多年历练，开始变得活跃，喜交朋友和喝酒，常与文人聚会，高谈阔论。报馆附近的一些北方餐馆是南来文人的聚会之所。

回看罗孚本人关于统战工作的有限描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罗孚本人和当时的从事者们的高度的文化修养。这一点，从罗孚围绕一代大儒徐复观展开的统战工作中可见一斑。

徐复观曾经主持过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后来矢志向学，成为一代通儒。但是，他对共产党始终采取激烈的批判立场。罗孚是冲着徐复观曾经的情报生涯去的，待与徐复观相熟后，发现他已经与国民党政府疏远。不过，徐复观正直的人格令罗孚由衷尊敬，直到其去世前，罗孚一直与其保持着联系。

在与徐复观的交往中，旧体诗成为罗孚进行统战的工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徐复观去台湾看病，病中有诗云：中华片土尽含香，隔岁重来再病床。春雨阴阴膏草木，友情默默感时光。沉疴未死神医力，圣学虚悬寸管量。莫计平生伤往事，江湖烟雾好相忘。读到这首诗后，罗孚找到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问其是否有兴趣用一首诗问候徐复观的病。

王匡与徐复观认识不久，他对这一统战“任务”了然于胸，欣然命笔：

海角奇葩一瓣香，三年同梦不同床。偶见毫端生秀气，跃然纸上现豪光。未终棋局烦谁计，待补金瓯费众量。只恨识荆时已晚，个中情意岂相忘。

诗中充满对徐复观的恭维和期待，虽是统战之作，未见高明，但还是看得出文化的底蕴。

徐复观在病中立了遗嘱，其中深以未能赴曲阜亲谒孔陵为“大恨”。罗孚为此寄诗给徐复观，表达怀念与慰问之情：故人憔悴卧江关，望里蓬莱隔海山。每向东风问消息，但依南斗祝平安。论交十载师兼友，阅世百年胆照肝。一事思量增惆怅，孔林何日拜衣冠。

徐复观赴台看病前，罗孚曾与他约定，病好之后，一起北上幽燕，包括到曲阜游孔林孔庙。可惜，徐复观未能痊愈。一代大儒的精神返乡之旅，成为永远的恨事。

暮年诗赋动江关

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旧学根底深厚，但他在文章中曾写到：“哪知和《大公报》的朋友相识以后，才知道李侠文、陈凡、罗承勋诸先生，都会写旧诗谈旧学，从旧诗词中写出新意境，远不是区区所可企及。我的自许，实在太可笑了”。

这是他的谦虚，但也道出了一些实情。一九四九年前的《大公报》自然卧虎藏龙，群星闪耀，但四九后的香港《大公报》，包括罗孚在内的一些人，身上依然可见到《大公报》的流风余韵。

然而，罗孚晚年，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自己的文字，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

在《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罗海雷不客气地指出，罗孚写的所谓“时事评论”，长时间脱离不了一个“左”字，对于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完全没有想到会是政策路线出了问题，反而认为是反对派造谣、苏修的迫害，都是人家错。

任何批评内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罗孚在左报上撰文攻击指责，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罗海雷引用一家报纸的话，无情地揭示父亲尴尬的昨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罗孚曾在媒体上撰文，公开向自己曾用文字伤害过的人道歉。

八十年代初的“间谍案”，客观上成了罗孚文字生涯的意外救赎。案件宣判后，罗孚当即假释，从此客居京城十一年。期间，他享有的自由完全不似一个“间谍”应该享有的：可以访朋会友，可以发表文章，当然，用的是笔名。晚年的罗孚，客居北京期间，写作热情激情喷发，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篇什，成为了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份视角独特的记录。

罗孚客居北京的十一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作为从资本主义的香港来的资深新闻人，他成为一个特殊身份的观察者。同时，罗孚也是一个交游广阔的人，居京期间，他遍访文坛前辈如夏衍、沈从文、萧乾、常任侠等人，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以及范用等，更是时相往还，诗酒唱和。这些著名文化人的思想、个性及言谈，以及生活中种种有趣的细节，因其近距离的接触，在罗孚笔下都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和记录。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善先生认为，罗孚晚年的这些文字，为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罗孚八十年代笔下的这些文化界前辈，近年来日益得到关注，如聂绀弩、周有光等，显示了罗孚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他所著的《燕山诗话》，更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小书，可当做诗史来读，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份视角别致的精神档案。

“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的诗，放在罗孚身上，同样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