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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晨

到底是什么帮助反法西斯同盟赢得了二战？我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人回答是士兵的牺牲，尤其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最；有人回答是敌人在军事上的狂妄，德国和日本都忽略了地理的现实，中国和苏联因此能够依靠持久战取得胜利；也有人回答是美国令人恐怖的制造能力，的确，到了1943年，美国的产量就超过了所有敌国的总和。

从狭义来看，战争是一个国家文化和实力的综合体现，也是其组织能力的集中展示。在二战中，真正规模化生产、真正挖掘出产业潜能的，只有美国和苏联。尽管希特勒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1941年12月意识到要提升德国军工的效率，但德国经济向军工的转型异常艰难，直到最后才勉强完成，然而为时已晚。

今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亲历过二战的老兵几乎已凋零殆尽，口述历史也难以再完整记录二战作为总体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在此之际，纪念二战胜利至少有三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全方位理解战争；二是推动我们思考地缘政治的发展和演进脉络；三是通过拉长历史的纵深，让我们更好地思考当下正在被冲击、需要重塑的全球秩序，真正做到以史为鉴。

全景式回顾二战，推荐三本新书：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的《二战新史》、地缘政治专家罗伯特·卡普兰的《荒原》（The　Waste　Land），以及苏联小说家格罗斯曼的小说《斯大林格勒》。其中，奥弗里和格罗斯曼的作品中文版均于2024年出版，卡普兰的《荒原》则出版于2025年。

一、怎么理解全球秩序的演变？

如果说一战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冲突，那么一战之后并没有解决这一冲突。真正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只存在于中东欧三大帝国——沙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解体的躯体之上。英法作为一战的战胜国，通过托管的方式收编了战败国的殖民地。

一战前是全球化的高点，但那时的全球化是征服和殖民的历史，是工业化国家开拓市场、寻找并确保原材料产地的历史，进一步演变为一种居高临下、文明统御与教化“野蛮”的意识形态。帝国有义务帮助殖民地摆脱“野蛮”，走向文明。这种帝国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因为一战而改变。

民族国家仍然是主流的思潮，其核心是母国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张之上。成为全球帝国的一员，意味着进入了精英俱乐部。这一思潮让后来者的德意日钦慕不已。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代人，正是在帝国主义幻想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

与一战前不同的是，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英法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帝国内部的贸易和投资体系，开启了帝国经济的“内循环”模式。无论是与殖民地的贸易还是投资，都占据了它们经济的主体。此外，它们对殖民地实行低关税政策，对外部其他国家则筑起高额关税壁垒。这一切都强化了德意日“要发展必须殖民”的心态，尽管殖民主义早已脱离了时代。

　　斯大林在二战前曾有一段一针见血的评价：贸易战、货币战、对市场的激烈争夺，以及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已经让即将到来的战争成为重新瓜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手段。《二战新史》也这样评价：外界通常把希特勒1939年入侵波兰视为二战的揭幕战，但若把它看作是20世纪30年代各国分别建立新领土帝国行动的最后阶段，或许更能解释清楚。

从一战到二战，实际上是关于全球化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秩序的一次艰难探索。其中涉及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国际主义，依赖国联来确保各国的集体安全，还是殖民主义，任由社会达尔文式的野蛮竞争推动国家成长？也涉及投资、货币、关税等一系列全球金融的制度安排。

我想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从秩序来看，英法代表的是旧秩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德意日则是旧秩序的模仿者。没有殖民地的新秩序，即便是英法也无法接受。二战之后，英法一系列顽抗的举动——无论是法国在越南奠边府和北非阿尔及利亚的失败，还是英法为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困兽犹斗——都证明了这一点。打压德意日，事实上也是加速自己帝国的落幕。这就直指英法在二战中的软肋——在帝国问题上的双标：他们一方面控制着庞大的殖民帝国，许多都是通过战争获得的；另一方面却没有丝毫意图给予殖民地哪怕一点自治权。

从民意来看，英法在经历过一场惨绝人寰的一战之后，要想再次动员国内老百姓支持另一场世界大战，难度极大。很难想象，一代人会经历两场史无前例的大战。

动态地看，当德意日还在努力效仿殖民主义的游戏时，全新的玩家已经迅速崛起。东方是迅速发展的苏联，经历几个五年计划后已展现出其工业实力；西方是仍保持孤立的美国，它的能量只在一战末期略微显现。德意日在扩张过程中，一方面踯躅不前、步步惊心，深怕英法跳出来遏制；另一方面又担心夜长梦多，希望赶在美苏真正强大、展示实力之前，尽快奠定自己的帝国格局。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选择加入盟国阵营，也面临战争为何的终极问题。它不可能把世界大战简单定义为一场自卫战争。罗斯福在与丘吉尔的会晤中提出了“四大自由”，并将前两大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写入《大西洋宪章》。他倡议成立联合国，而联合国的根本原则就是民族自决的权利。

罗斯福的目光更长远，他着眼于建立二战之后的全球新秩序。这一新秩序不同于英法荷比等殖民帝国的旧秩序，推动殖民地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其中一个环节，也成为1960年后联合国的基本盘。另一方面，这一新秩序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和IMF以及关贸总协定为基础，建立起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这一贸易体系背后是战争期间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的超过500亿美元的资助、战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重建（加深了西欧对美国的依赖），以及以开放市场和美元为基础的全新货币体系。而要做到最后一点，必须打破英法围绕母国与殖民地的内循环贸易圈，打破英镑和法郎在帝国内循环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从一战前到二战后，全球化秩序的演变最终要等到四十年后的冷战结束，才定型为由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自由贸易全球化秩序。

以此来审视特朗普2.0时代的关税主义，很像英法曾经徒劳的尝试——帝国通过建立自己的内循环来形成经济发展小圈子。不同的是，英法当时是制造业立国，殖民地是原材料和最终市场；而美国则是希望以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胡萝卜，吸引其他国家加入自己的势力圈。难怪有美国评论者说，打击自由贸易的“搭便车者”无可厚非，但放弃自己作为司机的权力和责任，则是匪夷所思。换句话说，特朗普是在倒脏水的时候，把澡盆里的孩子也一起扔了。

当然，特朗普心心念念的，是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当我们看到二战时美国制造业有多强大时，就该思考过去八十年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空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美苏曾经是规模经济的典范

二战是总体战，需要整个社会的动员，也需要整个经济迅速转向战时模式。总体战的能力，体现在整个工业体系能否快速转型到军事工业上。挖掘工业潜能，需要以福特发明的流水线为代表的大规模生产。美国和苏联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尽管路径完全不同。

美国依赖的是企业家精神和工程实力。二战期间，美国新成立了50万家企业，大多是为了满足特殊战争物资的需求。整个汽车工业几乎全部转为军工：1941年，美国年产350万辆客车，战争高峰期只剩下139辆，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全部转向制造坦克、吉普车和卡车。

三个案例最能展示美国工业向战争经济转型的特点。克莱斯勒的工程师在1940年参观罗德岛兵工厂时，没有一个人见过真坦克，但他们在一年之内就完成了新工厂的建设和投产，并开始日产15辆坦克。

另一位照相馆老板出身的企业家亨利·凯泽，在战争期间开始用标准化流程来生产一万吨级的货轮“自由号”，战争期间共生产出上千艘。之前建造同样的货轮，巴尔的摩造船厂需要355天、耗费150万工时；而凯泽1941年在加州的造船厂只需41天、5万工时。

战争期间，福特公司还尝试用流水线制造飞机，最后证明非常困难，因为汽车工艺相比飞机过于粗糙，而飞机的复杂程度又远高于汽车。但美国并没有因此出现生产瓶颈。这就体现出美国经济的特点：资源丰富，且在战争期间没有遭受打击的风险。美国是唯一一个在战争中能做到“火炮与黄油”共同发展的国家。

苏联的规模经济则体现在高效的计划和严明的纪律上。战争初期，处于后方的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转型为坦克厂。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也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这种转型依靠的是高效的计划、工人们（包括占工人总数三分之一的女工）的努力与奉献，以及严明的纪律。苏联的规模经济摆脱了对熟练工人的依赖：普通工人只需要熟悉流水线上的一个操作，就能快速完成复杂武器的组装。

从这一点来看，德国与美苏相比，高下立见。在通过闪电战占领了大部分欧洲后，德国其实已经具备了与美苏相当的资源条件，体现在钢铁、煤炭和铝的产量上，但制造出的军工产品却远逊于美苏。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国在向规模化制造、流水线组装武器的转型方面严重滞后。

原因是多方面的。德国工业不喜欢流水线生产模式，极为看重专业化生产和高质量工艺，仍然保留了大量手工业特点。虽然美苏规模制造的最大短板是质量堪忧，但架不住庞大的产能。

德国军方对武器的要求更高，频繁的设计变更是战时批量生产的大敌。军事领域的需求“政出多门”，缺乏真正的资源整合，这是德国的短板。要充分发挥大规模制造的优势，就要减少品类（与零售业类似），提高战场上“爆品”的产量。以坦克为例，美国的“爆品”是谢尔曼坦克，苏联是T-34坦克，战争期间都有几万辆的产量，完全符合规模经济的特点：费时短、产量大、造价低。相比之下，德国战争后期的虎式坦克技术先进、威力巨大，但产量太少。

最后，德国从未成立过像苏联那样，把战略、工业产能和技术发展整合在一起的中央国防委员会。德国企业也没有类似美国企业那样，真正能够依赖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创新和发展，当然也缺乏那种安全的空间。换句话说，德国军工生产既想学苏联，又想用美国方式，结果两头落空。

能否快速转向战时经济，除了陡峭的学习曲线外，还涉及三方面重大问题：战争的费用从哪里来？当武器成为经济的主产品之后，如何满足普通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如何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除了战争的压力之外，战时经济仍然是经济，驱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依然存在，只不过变成了军费、武器和消费。

有意思的是，二战时作为规模经济典范的美国和俄国（苏联），却在后来用不同方式走向了去工业化之路。战争是对一个国家经济和组织情况的试金石。持续三年多的俄乌冲突，显然暴露出俄国工业衰退的严重程度。美国的去工业化，则是美元金融强权与利益的副产品。

三、对当下的启示——我们正处在“魏玛世界”吗？

我们都希望从历史中总结出指导未来的经验和教训。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当下混乱的局面类似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全球化叙事的宏大背景下，涌动着贸易民粹主义的浪潮。地缘政治专家卡普兰更进一步，在《荒原》中用一战后的魏玛德国来比喻当下的世界：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让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联系的强度却是松散的，世界远没有成为一个有着全球政府的“地球村”。

魏玛是卡普兰对“地球村”的悲观比喻。整个地球确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关联、相互依赖，但在需要共担责任的时候，却选择了相互撂挑子。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卡普兰为什么会用魏玛来比喻当下。

首先是全球化加深了相互关联。技术突飞猛进，拉近了距离，或者说消弭了地理的距离，形成了“地球村”。世界越来越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让危机很容易演变为全球危机。

但这种高强度的关联又被社交媒体和眼球经济所撕裂。社交媒体推动了资讯和假新闻的广泛传播，无论是大都市还是贫民窟，资讯都唾手可得。虽然资讯大爆炸，但也加剧了信息茧房和小圈子的同质化，推动了思潮的极化，比如西方大都市的前卫与乡村的保守之间的撕裂，全球化精英与民粹之间的撕裂，更不用说在贫富差距拉大之后，出现的各种认知差距。

第二则是短期掩盖了长期。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地缘政治的动荡，让人们深陷当下，目不暇接，无法思考未来。

技术，尤其是传播技术的进步（现场直播、社交媒体、人人皆媒），让当下显得更加生动和压倒性，从而让人们失去了历史的纵深感，沉浸在正在发生的现实之中。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精英的崛起，但他们却高度同质化，也更容易活在当下，对长期发展的挑战失去焦点。他们视进步为自动的、线性的和确定无疑的，仿佛当下所有鲜活的现实，经由技术的强化与持续改进，能够永恒延续并不断变得更好。这种对进步的盲目崇拜，恰恰是他们最大的盲点。

短期掩盖长期，让人们失去历史感，失去通过对过去的认知来思考并前瞻未来的能力。永远活在当下，让民粹的政治强人登台的偶然性激增——这也是希特勒上台终结魏玛共和国的背景。

第三点是强调秩序的重要性：没有秩序，自由就无从谈起。之所以选择魏玛作为比喻，是因为魏玛共和国最大的教训，就是在理想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裹挟”之下，导致了秩序的丧失。丘吉尔在二战后期的反思颇具代表性：如果让那些在一战之后倒台的王朝家族得以保留，比如德国的王室，并推动它们转型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未尝不是给混乱的社会带来一定的制度保障，从而避免让希特勒钻空子。

虽然二战胜利已经80周年，普罗大众早已不知战争是何滋味，但我们不能忘记，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以贯之的。全球化的连接性让世界上的危机彼此关联，让争夺稀缺资源变得越来越激烈（卡脖子），这些都会增加战争的概率。当然，战争也在不断进化，持续的科技发展将会为战争增添新的维度和不确定性。

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当我们拉长时间尺度，就不难发现历史和现实的本质仍然是大国博弈和帝国由盛到衰的崩塌。只是复杂度在不断提升，但人的认知却往往仍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之上。我们更可能遗忘二战的复杂和残酷，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二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要写这样一篇另类纪念文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