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苏琦 近日，通胀话题日趋热烈。全球油价粮价高涨，则令人们对输入型通胀的担忧日甚一日，关于如何抵御的探讨也不绝于耳。

将人民币升值似乎是一个现成的应对之道，以购买力的提升来增加购物能力，自古以来就是应付涨价的有效法门，而且可顺带缓解由资本输入带来的过度投资压力。

这个理想的方案，能否在现实世界中达致沙盘推演的效果，取决于一个关键的变量：准国家持币购买者的行为。说白了，就是那些拥有巨量进出口能力的大型垄断性国企。

钱由谁来花，如何花，决定着应对输入型通胀的成效。而从近年的经验看，那些大型垄断性国企的表现委实难以令人乐观。更有甚者，其中一些企业的作为客观上还助长了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以铁矿石为例，某些企业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前后失据，早已为业界所诟病。铁矿石价格的一路攀升，固然有供求规律在起作用，但个别企业因有心或无心之失而导致的误操作，也是“居功至伟”。

其他大宗商品的进口，也不乏类似版本的故事。比如对粮食生产至关重要的化肥等物资的进口价格，其背后的纵横捭阖“不足为外人道”，但据散见于媒体的消息灵通人士的说法，已可知谈判的过程和结果均不甚令人满意，只不过在掌握相关进出口业务的公司看来，这一局面倒也不是那么不相宜。

除了在进口领域因种种原因“把关不严”导致通胀有输入之虞外，一些国企还在出口领域表现出“后知后觉”的偏好，致使相关大宗战略性商品总是出现“先卖后买”的局面，虽然那些操盘者们总是能两头获益，但于国内的通胀压力则成反复助推之势。

以石油为例。以中国原油出口税5％之低，当国内油价走低的时候，石油巨头们自然“抵挡不住”出口石油赚外汇的诱惑。但在2007年上半年，中国仍出口了182万吨原油和791万吨成品油，则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现象了。这种先赚出口外汇，再赚进口补贴的生意经，充分折射了垄断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再以粮食为例。直到2007年下半年，有关部门才决定终止鼓励粮食出口的政策，包括小麦、玉米、大米和大豆等84种粮食不再享有出口退税优惠。我国近年来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方兴未艾，由此必然导致农地面积减少和务农人口减少，在此情势下，居然不能未雨绸缪，直到高粮价颤音响彻云霄，才意识到要“宽进严出”，其间影响决策顺畅的梗阻之处何在，也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政治经济学话题。

如何驾驭那些有着盈利冲动的大型垄断性国企来保障公共的福祉，一直是一道充满挑战的中国式命题。这些部级副部级企业高管们的升降进退，究竟系于略显缥缈不易量化的公共利益的保障，还是真金白银的公司业绩，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如何在此基础上兼顾二者的对冲性逻辑，显然需要高超的监管技巧和复杂的利益平衡术。

退一步说，如果这些巨鳄们真正奉利润为圭臬，则其行为轨迹乃至业务盈亏都是大致可以预期的。但实践又证明，这些官商们的成本计算、收益模式，一直令外人有雾里看花之感。他们在“官”字光环下的资金使用成本，和为国谋利旗号下的政经考量，也似乎永远是一道难解的谜题。

在综上所述的背景之下，值此大型垄断性企业为觅资源而掀起全球性跑马圈地高潮之际，一条中国特色的通胀输入路径似已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