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刘晓立/文 4月3日的MOMA挤满了人，这里正在放映一部独立制片的纪录片。原本计划只有七八十人的场子来了近300人，为了维护秩序，影院经理只允许三分之一的人进入可容纳100人的放映厅，最后连嘉宾栗宪庭都没能进去。这就是纪录片《垃圾围城》首映当天的情景。

2008年，正在拍摄《鬼神信仰》的王久良为了寻找纯净的自然环境，回到老家山东安丘。在那之前，他对老家的印象还停留在高中以前单纯的农村。但如今这个高速发展的蔬菜生产基地已经遍地都是装过农药化肥的袋子。

回到北京，王久良开始关注北京的垃圾场。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没有办法从相关单位得到详实的数据和信息，于是便用了最笨的办法——骑着摩托车追踪垃圾车。从2008年10月到现在，王久良几乎走遍了北京周边的四五百座垃圾场，他将这些垃圾场的具体位置用黄色的点一一在地图上作出标记，竟发现整个北京城已被这些点包围。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垃圾围城》。

由于拍摄题材的限制，这组作品无法进入商业市场，更不可能进入画廊进行销售，迄今为止，只有澳大利亚的白兔美术馆收藏了五张作品。王久良只能依靠过去作品的收入、朋友和艺术机构的资助以及部分奖金完成作品。而拍摄过程也并不轻松，恐吓的、提菜刀的、放狗的，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如何规避风险成为拍摄时考虑最多的问题，为此他们还特意总结了一套堪比地道战的战略经验，如拍摄永合庄填埋场时，从架梯子爬上带有铁丝网的围墙到完成拍摄，仅仅花了一两分钟的时间，场内保安还没反应过来时他们已安全撤离。

就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和摄影师樊雪崧两个人一共拍摄了500多卷120胶卷，总共5000多张胶片，为我们展示了隐藏在城市背后的垃圾世界。

与那些拍摄细节的同类型作品不同，《垃圾围城》并没有将视线仅仅局限于垃圾本身。许多垃圾场的不远处就是高层住宅楼，一边是人的消费，一边是环境的破坏，其实并不是垃圾在围城，而是城市在踏着垃圾前进。作品的另一个观念则主要指向急速膨胀的消费主义国家的形成，城市的扩张、人口的膨胀以及消费的提高共同造成了垃圾围城的现状。

人们将垃圾问题的处理集中在垃圾分类上，但在总量不解决的前提下，垃圾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而且人们往往忽视了垃圾分类过程中产生的次生污染，这也是王久良下一步要探讨的问题。垃圾分类问题只是一个小目标，“我是想试图剥离垃圾分类的画皮，探讨新消费主义与垃圾之间的必然联系。”

投入的回收是不可能的，因为《垃圾围城》不是一项商业行为，严格意义上讲也不单纯是一项艺术创作，而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自觉，让自己的行为能够对身外的空间产生积极作用。在连州影展上，王久良曾表示：“只要这些图片是用于公益的、非商业的用途，我可以不考虑版权的问题。”但这句话在传播的过程中被随意地去掉了前提，为他引来不少麻烦。许多媒体在随意地转载过程中改变了原来的图片，甚至弄错地名，使它们成为地域攻击的工具。相信，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王久良并没有打算将这些作品当做艺术品进行销售，用艺术手段参与社会才是他的目的。“所谓的先赚一点钱再去追求艺术是行不通的，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必须像汇聚太阳的光线一样，把所有的能量汇聚在一个最小的光点上，才能将人生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