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特是带着西方媒体人看待新加坡的典型目光来访问李光耀的：他将李光耀视为亚洲巨人，是将一个城市国家改头换面的杰出领导者和创造了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国家的高明管理者。另外一种典型目光的代表是普雷特在访问中提到的已经过世的名专栏作家萨菲尔。他反感李光耀的行事方式，以狐疑的目光打量新加坡的治理模式，极端时他称李光耀是“东南亚的小希特勒”，温和时也认为李光耀是个危险人物，而且是个教导共产主义中国如何做事的危险人物。新加坡对口香糖的禁止，用古老野蛮的鞭刑来对待贩毒者和吸毒者，以及政府在说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时的决绝，李光耀对媒体和言论自由的态度都让西方人在打量他时，内心清楚这个说一口流利英式英语的黄种人并不是西方式民主自由的奉行者。而另外一些人则对新加坡的井井有条与秩序惊人羡慕不已，认为在必要和能给公众带来利益时来一些李光耀式的威权也不错。他们已经受够了自己的政治领袖，认为他们无能、缺乏智慧和决断力——不过这也是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对政治领袖们的通常看法。“财政稳定，金融繁荣；国际机场就像一个炫丽多彩的电影场景；国内的基础设施足以让有‘海湾明珠’之称的迪拜感到妒忌；95％的国民居者有其屋；华丽的购物广场可媲美电视剧‘比弗利山庄90210’；这里的公共学校办得比美国还出色，学生数理成绩比日本还优秀”，更别提它处处一尘不染、治安良好还不堵车，政府高效且廉洁，所有这些都让受够了民主弊端的西方人羡慕。李光耀给予普雷特的特殊照顾也让这位知名媒体人更加对这位“亚洲巨人”有好感。随着李光耀的年龄增长，采访他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普雷特还能拿到独家的长时间专访。当然，在两次谈话的间歇，他也会有这种担心，即自己对李光耀是不是过于友好——在媒体这个行当，规律是你越是苛刻，越是摆出一副不友善的面孔，你的同行和读者也就越会赞美你的批评性。

不过这种感觉也只是稍纵即逝。“如果你强迫这位非常有自信（有时太容易恼怒）的人物回答问题，访谈就会栽跟头，对谁都没好处。冷淡的气氛无益于热情的表达。”普雷特对自己说。更何况他本质上还是个真心诚意的李光耀的赞美者。即使是在他使用“马基亚维利式的”、“现代的霍布斯式”的这些词组时，他也在试图表达对李光耀的赞赏。

他称这位当时86岁的新加坡国父为“狐狸”。这是他用以赛亚·柏林划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方法来划分政治人物。狐狸知道所有事情；而刺猬只精通一事。李光耀是只老狐狸，行事时甚至没有具体指导原则，而只是随机应变，“你可以说我是功利主义者。我只对可以行得通的有兴趣”；“我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在面对困境，重大问题或各种矛盾时，若我提出的解决方案无效，我会检视我还有哪些替代选择。我会选择一个成功率比较高的方案，但是一旦失败，我还有其他方法。”

正是这种价值观让他成为最好的中国观察者。在198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政治家通过李光耀的眼睛来理解中国。他不相信不通过牺牲就能达到目的，也不相信为了达到目的就只能采用某种特定手段。这种功利主义让他在看待中国时分外实际，而不至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使他在很多西方人看来有些站在中国这一边说话，1989年之后他就坚持说中国还会回到改革与开放的道路上。他也是邓小平的崇拜者。“我会说最伟大的是邓小平。在他的那个时代，你需要的是一位有能力说服和镇住他的保守派同僚的伟人，并对他们宣布：我们必须往不同的方向前进。”但是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他似乎又对中国不大友好。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采访集中，李光耀说，以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新加坡来说是最好的局面，“他们（中国）说不称霸。如果你不准备称霸，为什么老告诉全世界自己不要成为霸权？”

尼克松曾经在自己的一本回忆录中说，如果不是因为生在新加坡，李光耀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政治领袖。是这艘船本身的容量限制船长获取更加辉煌的成就。马来西亚的前首相马哈蒂尔说，李光耀“曾有抱负成为整个马来西亚的首相”。不过当时的首相东姑毅然决定让新加坡独立。当李光耀向他的同事和人民们宣布新加坡独立的消息时，泪流满面——至今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展览室内仍摆放着这张照片。而在他回忆录的第一页，李光耀就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马哈蒂尔，李光耀的老对手和新加坡独立之前在大马国会的同事说，“李光耀比新加坡来得有影响力。对李光耀来说，新加坡太小，不足以让他发挥‘巨大’的才华。”

李光耀携吴作栋的主动隐退，是否表明这位亚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存有和当年蒋经国同样的想法，即在自己的身后仍然留存一种不完美的政治制度是政治家的耻辱，我们无从知晓。现在也很难判断，新加坡刚刚过去的出人意料的大选是否表明李光耀所成功实践的、对亚洲和超出亚洲范围内的威权国家颇具吸引力的治理模式已经过时？这种治理模式成功混合了政府的威权、执政党不可撼动的地位、高速的经济发展、全球一流的金融和商业环境及良好的社会治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87岁的李光耀必定会作为众多政治人物的行为榜样存在于世界历史上。他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他对地缘政治的认知和对权谋的熟练使用，他如何捕捉到机会让自己的国家得利，这对任何政治家而言都是颇有教益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