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经济危机已无法避免?
导语:目前关键的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领袖们是否有魄力将其经济引领到持续发展的轨道上。但各种迹象看来,情况不容乐观

贾尔斯·钱斯/文 马冰/译

近几个月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缓,尤其是经济危机中受创最重的国家。2009至2010年间,推动全球经济迅速复苏的爆炸式的货币宽松政策逐渐失效。世界最大经济实体六强中,只有德国和美国的国民总产值(GDP)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准。英、意、日等国的GDP仍大大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美国劳动力失业率维持在8%,欧洲9%。许多国家的长期失业率还在上升。眼下世人所关注的是,西方如何使经济持续发展?答案是恰当的经济和金融改革政策。但政策的实施势必破坏现行秩序,而变化总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西方的政客们会否为逃避棘手决策,转而向其央行寻求另一轮货币增发?若真如此,下一波经济危机也就不远了。

2008年世界末日临头的后果,是催生出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金融救助计划,国际间因此所需要的通力合作程度为1945年以来所仅见。中国采取的高达GDP12% 的巨额经济刺激措施,对于世界经济起死回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国依靠其经济实力,通过采取有力的消费措施来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同样受危机影响的西方国家为了拯救经济,只能另辟他径。由于政府财政几近瘫痪,他们唯一的杀手锏是通过各自的央行大肆发行货币,以振奋信心,刺激需求。由此,以美国为首的G7各国开始了大规模注资行动。以往,每当各央行为振兴经济而发行货币时,其贷款利率永远保持绝对的正值。2009年以前的300年间,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英国银行的贷款利率从未低于2%。而今,发达国家除了大肆发行货币外,贷款利率则近乎为零。实行这一所谓“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的目的,是为缓解经济危机对西方银行体系造成的巨大负面冲击,它对西方经济造成的是扩张性的影响,然而在亚洲及拉丁美洲这些消费需求尚存的地区,这一政策同时也加剧了严重的通胀因素。

零利率货币政策旨在靠注入巨额资金来扭转经济颓势。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正是这一政策的推手。早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他多年的研究重点都专注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他的结论是:严重危机过后,必须采取果断有力的货币政策来抗衡产品价格滑落及生产萎缩。伯南克2001年起成为联储会董事会一员,他的历次发言对当时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施行的政策都有相当的影响。只是格林斯潘当时的政策忽略了华尔街日益肆无忌惮的投机行为。当伯南克自己于2009年身陷危机过后抗衡经济衰退的困境中时,他再次采取印钞的手段来遏阻危机所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

虽然美联储危机前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仍令人存疑,但普遍看法认为,G7国家2009、2010年间所推行的积极的货币政策,确实有助于避免经济灾难和促进脆弱经济的复苏。当时通胀的预期很低,新钱的涌入对消费者来说意味着经济的复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于2010年12月进行的研究认为,通胀因素尚不存在,但物价下跌的威胁仍未解除。但是美国2010年10月的消费物价指数与2011年4月的相比,6个月间从低于1%上涨到超过3%。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对核心通货膨胀率所包含的23个组成部分认真研究后发现,通胀现象在像房租这类稳定物价类别以及燃料类的易变类别皆有出现。潜在的通胀在美国已处于上升之势;核心通货膨胀在英国也初露端倪。

民众对物价上扬担忧的普遍心理,比起通货膨胀的实际发生,意义更为重大。如果人们预期物价将不断攀升,就会改变消费习惯。劳工及店家面对物价上涨的前景,要维持既有的生活水准,就会要求加薪和涨价。只要物价不断提高,人们对通胀的期待也越高。一旦通胀加剧成为经济生活中固定的思维模式,就很难再改变。全球性的物价膨胀给经济决策者敲响了警钟,当初为避免经济衰退所采取的增加货币流通的政策业已失效,因而亟待废除以避免全球性通货膨胀。

显然,另一轮加印钞票的行动,将直接导致物价上扬,通胀加剧,并使另一次金融崩溃的风险增加。解决西方经济发展迟缓的根本办法要确保:西方银行界能切实接受并销除手中的坏账;通过重组资本弥补损失和推动发放新贷;引进供应方的经济改革从而达到新一轮经济持续的发展。十几年前亚洲发生金融风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所有受创严重国家的银行,如泰国、韩国和印尼,正视并清理坏账,重组资本,恢复账目收支平衡。危机过后所进行的再融资和结构调整,使亚洲银行业更加完善,保证了今日亚洲的经济成长。

目前以欧洲为主的欧美国家所面临的三万亿美元损失中,仅一小部分得到了处理。大量尚未清理的坏账不仅严重阻碍了银行发放商业贷款及促进经济发展的功效,同时也削弱了其自身抵御未来危机冲击的能力。这些国家的政府目前都祈求本国的银行能够不需要借助紧急资本重组这类极端手段,撑过清理坏账的艰难时期。但政府如果按兵不动,亦有可能导致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出现倒债,从而迫使已经虚弱不堪的欧洲银行体系重蹈危机。势在必行的经济供应方面的改革包括降低征收地产及企业税,以及削减经济活动中诸如退休金类的对提高生产力无直接贡献的开销。1980年美国总统选举时,美国教授阿瑟·拉佛(Arthur Laffer)提出,大幅调低征收个人所得税将有助于政府财政增收和经济发展。他的观点当时受到人们的讥笑。然而选举过后,美国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得到下调,其后迎来了一段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个人及企业可支配的财富加倍地为美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随之大幅提高。

目前关键的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领袖们是否有魄力将其经济引领到持续发展的轨道上。但各种迹象看来,情况不容乐观。美国两党皆承认有必要对财政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然而双方的努力仍停留在为各自争取政治资本上。欧洲方面,欧元区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急需深度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但是法国总统萨科齐自2005年起在法国进行的改革收效甚微,这说明欧洲人完全无意改变舒适的生活现状,因而任何彻底的社会变革都将寸步难行。希腊破产的可能性有可能使欧洲而非华尔街成为下一场危机的发源地。近期公布的一些数据显示,法、德许多银行正加紧减低希腊债务带来的风险,不过,他们也许尚来不及将风险减少到合理控制范围,大难就已经临头。

国际经合组织对2011年世界经济成长展望显示,以中国为首包括印度、印尼、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在内的迅速发展的经济体,将占全球经济成长的1.4%,G7集团则占1.2%。即便不出现第二波金融危机,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都将在全球事务及发展中,承担日益重大的责任。克利斯汀·拉加德若能于6月底如愿代表欧洲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一职,这将是旧世界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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