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泉卸甲
导语:香港《南华早报》认为郑是能和李嘉诚比肩的“香港金融界最富权势者”,他在其30多年的银行家生涯里,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推动了汇丰在中国内地市场的发展

经济观察报 刘真 香港报道

“你随时可以结束,但你却永远无法摆脱。”在离职前的最后一次记者见面会上,郑海泉,这位汇丰银行的首位华人大班(香港对洋行经理的称谓)用老鹰乐队的Hotel Cani-fornia中的歌词,表达了自己对于汇丰银行这个他工作了33年的公司的感情。

香港《南华早报》认为郑是能和李嘉诚比肩的“香港金融界最富权势者”,他在其30多年的银行家生涯里,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推动了汇丰在中国内地市场的发展。刚刚进入汇丰的时候,郑海泉是在财务部工作,1986年便成为汇丰银行首席经济研究员。1987年香港股灾前夕,郑海泉发表研究报告点出原因,报告发表后的第三天,股市暴跌,但银行却因为郑海泉的报告躲过一劫,而这也被市场认为郑海泉后来被委以重任的关键原因。

1998年,郑海泉调任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当时正值亚洲金融风暴,但郑海泉带领恒生一步一步走出泥泞重回增长轨道,从1999年推出“增值管理”策略,到后来积极拓展内地业务,再到2003年恒生股东总回报达106.3%,退任的他承认在恒生的这七年也是压力最大的时期。

2005年郑海泉出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亚太区主席,成为汇丰集团139年以来首位华人大班,之后汇丰在内地业务不断拓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外资银行,也验证了当时外界对此的解读:汇丰在中国市场的发展需要一张亚洲面孔。郑海泉直言:“中国一直是汇丰发展的重点。”

不过,对于汇丰在亚洲,尤其在内地的发展,郑海泉不愿意将其归功于自己,“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全是团队的。”他对自己的成功轻描淡写,认为有今日无非幸运二字,自己只是内地事务的开局人,打开闷局后同事再来具体操作。他说:“汇丰一直给我不同的工作和挑战,我是比较幸运的,但一定要求自己尽心尽力工作。”

有一件事提起来,郑海泉很自豪,那就是带领汇丰在中国农村的发展。2007年12月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业,汇丰也继而成为首家进入中国农村市场的国际性银行。

郑海泉回忆道,2006年银监会联系他说现在村镇银行推不动,问汇丰为什么不做。“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可以有权力来做这个。”郑海泉说,接到消息后便马上向董事长建议,他说:“农民历来是最受苦的,现在经济好了,不多为农民做一些事情都对不起历史;虽然做这件事赚钱不多,但是有意义,只要有一个合理的回报,低一点都没关系。”后来董事会全票通过,支持郑海泉的建议,而这也是他喜欢汇丰的主要原因,企业有责任,眼光要放长远。

郑海泉平易近人,尊重对方是他的原则,这些年他走过亚洲不同国家。“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跟员工见面握手,虽然有的只是见过一次面,但汇丰的很多员工我都认识。”他说,汇丰文化很自由,没有人搞特殊待遇,每次出差也都是自己提着行李跑来跑去。

现在的郑海泉担任汇丰总裁顾问,不过他表示目前还是休息阶段,而这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接受专访。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汇丰目前哪里做得不是很完善?你希望汇丰成为一个怎样的银行?

郑海泉:坦白说现在环境不同了,业务发展永远是有风险的,当然回想起来也许有些投资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很难说那个时候不应该做。经济发展永远是有周期的,我们能做的是如何灵活应对这些风险。经验要学,历史教训要学,汇丰经历过很多,比如金融风暴,我们还是做得挺好的,赚得少了一点,但没有找政府救,也做得不错了。

经济观察报:你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现状、监管模式及产品创新如何看?

郑海泉:我觉得是不错的,内地跟外国不同,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经济体系,也不能完全跟西方一套。有一段时间,我看一些文章谈到中国的发展模式为何能够避免这次的金融风暴,里面就讲到中国的金融的经济体系也有自己的好处,政府参与成分虽然多,但干得就比较快,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找共识,去看市场反应怎么样。到底哪个经济体系比较优先,要让学者专家慢慢看。我觉得内地连续30年每年都有10%的经济发展,真的很了不起,中间当然有通胀的一段时间,但你从一个体系转到另外一个体系,这些问题已经算是很小了,成就很大。

经济观察报: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推进,同时国内金融市场又不开放,面临资本管制,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郑海泉:我跟其他人的看法没什么区别,人民币会成为一个国际化货币。虽然国内金融市场不开放,但要一步一步来,开放是有代价的,金融的东西太快了收不回来。货币很难控制,因为每个人都在参与,开放要慢慢来,特别是基本层的开放,看现在90%金融市场的买卖,外汇、期货方面都在炒卖,跟经济关系很少。举个例子,以前期货都希望真正用家能控制风险,现在却是炒家当道,比那些用家更大,就是本末倒置了,一定要小心一点,金融破坏力量很大,当然对真正的经济参与者就要尽量方便他。

中国是经济体系大,但综合水平仍然落后。不能说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不能看每个人1块钱加起来就13亿了,要根据自己国家需要来进行开放,不是说我很大了,就必须要承担很大的国际责任。国际责任要承担,但要看国家的真正力量。当然我们有很多外汇储备,但现在国家发展需要多少资金?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大进步,但很多地方还面对很多挑战,帽子太大,很难戴下去。

经济观察报:香港期望成为中国的人民币离岸中心,而新加坡等地也很有兴趣,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郑海泉:它们有这个需要也应该让它们发展,我觉得没有问题。新加坡也应该发展,但是你不能给新加坡香港没有的优惠。当然,离岸人民币对自己国家金融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影响也要考虑,因为在其他地方就不能控制了。比如你要收紧的时候,它不收紧怎么办?现在离岸规模还很小,要看长远,看对国家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有什么作用。香港现在人民币规模和出路都太小,应该再开放一点。所以怎么样去发展香港人民币业务,也是一门学问,我希望将来多一点投资渠道,而不只是存款。

经济观察报:上海推出国际板,对香港来说是危机?中国的未来会存在一个金融中心还是多个金融中心?

郑海泉:我想是有竞争问题,但上海和香港唯一的竞争在于股票市场,比如公司上市挂牌方面,让公司自己选就好了,竞争对中国也是有好处的。不过上海和香港银行业是没有竞争的,因为服务对象并不一样。

金融中心方面,上海和香港就够了,金融中心需要市场接受,不需要太多,但如果是就一定要好,发挥作用并监管得好,不要出事。你看欧洲有多少金融中心?亚洲有多少?新加坡、香港、连东京都是日本自己的。北京现在已经是政治经济中心了,深圳,也不要搞什么中心了。城市发展要看他们本身经济,本身的努力怎么样,这个让市场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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