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文

当鲁伯特·默多克略弓着背坐在长桌一侧，接受英国议会文化、体育和媒体委员会的集体质询时，人们或许会发现，从来没有如此长久和近距离地注视过这位传媒大亨和他的家人。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卑微的一天（This　is　the　most　humble　day　of　my　life）。”他就像是一头笼子里的困兽不断敲打着桌子，“《世界新闻报》的业务只占到公司框架的1％！”——他希望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这不是他的错。但现在这微不足道的小报所引发的哗变，却如蝼蚁一般，渐趋有撼动新闻集团这座千里之堤的危险。

在过去的几周内，和“窃听门”有关的一系列罗生门式的肥皂剧情节轮番上演——英国政界急急如律令地撇清责任、新闻国际首席执行官布鲁克斯被捕、参与窃听的记者暴死家中、庭训时悍妻竭力庇护、澳大利亚总理也开始要求当地媒体回答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尽管这一切何时尘埃落定尚不可知，但媒体素来“墙倒众人推”的做法，加之默多克所有的仇家都试图利用这一丑闻对其清算，已经令他的处境处处弥漫着悲观的腔调。而公众则似乎把所有对商人逐利本性的厌恶，也统统消耗在这场对默多克的道德拷问之上。

长久以来，默多克已经习惯了迎接他漫长人生中的一次又一次荣誉。他一再证明，无论是与竞争对手的搏斗，还是与命运的搏斗，他都终将是个胜利者。然而这一次，他的胜利者姿态和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份拥有168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曾是默多克“小报”经营模式的代表，它定位精准，销量惊人，以娱乐报道见长，正因为这份报纸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让默多克可以有资本对英国的传统与习俗说不。而现在，英国社会似乎终于看到，他们反击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一位保守党议员在公开质询中反复追问布鲁克斯，贿赂警方、买通线索甚至窃听，是否已成为《世界新闻报》的工作惯例？

这一追问可能会引发整个英国社会民众的广泛担忧，尽管他们此前对于类似做法有所耳闻，但往往只认作是个别现象。而在过去几个月内，“窃听门”危机使得新闻集团的股票蒸发了几十亿美金，由于这场窃听门事件最终可能使将近4000人牵涉其中，一些人甚至担心这种愈演愈烈的局势，将会将新闻集团拖入前所未遇的泥潭。

和以往一样，默多克并不擅长反思自身，即便是如今在众目睽睽的质询席上——在面对议员Jim　Sheridan问询他是否会为这个糟糕的局面负责时，那张拧成T型的面孔只是用一句“不”来做出坚硬的回应。接下来的对话更耐人寻味——“你不负责？那谁来负责？”“那些我信任的人，以及他们所信任的人”——他显然遭到了令他恼怒的背叛；“你是否对这种‘有意的视而不见’或者‘不具备知情能力的行为’充满负罪感？”“我们从不会对此有任何负罪感”——这一连串短兵相接的回合简直比CSI剧集还来得果断，尽管两位默多克先生最终对于事件的原貌没有透露任何关键细节。

进一步来分析，这可能是媒体历史上“权力与政治”之间关系最微妙的时刻。正如《彭博商业周刊》在封面文章《墨染的不幸》中所论述的，“新闻集团的丑闻并不在于其记者追踪新闻的方式，而在于新闻集团在西方媒体——特别是英国，对流行文化所施加的重重影响”。在英国，媒体与权力的关系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于那些英国政客们尤其相信，无论对错，如果没有默多克和他旗下媒体机构的强大背书，他们无法赢得任何一场选举。而对于默多克而言，政界的人脉关系就像资产负债表一样对他尤为重要——昔日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就是与默多克称兄道弟的至交，而小儿子詹姆斯也曾一再表示对现任首相卡梅伦欣赏有加。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现任首相卡梅伦身边的小圈子里经常云集着默多克的高管和主编们，如今他也不免因为此次丑闻而有所牵连。

事实上在西方，默多克的新闻理念长期受到另一股力量的强烈制衡。一些记者的职业生涯，似乎就是以证明迥异于默多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为最大动力。迈克尔·沃尔夫曾在他所撰写的《一个人的帝国：默多克的隐秘世界》中写道，《纽约时报》发行人小阿瑟·苏兹贝格逢人便讲，听默多克在鸡尾酒会上讲笑话真是一个记者这辈子最悲哀的事情了；《纽约时报》执行总编比尔·凯勒还嘲笑新闻集团的发言人加里·金斯伯格（默多克最为信赖的高管），“你怎么能给那样的人卖命呢？”这也让《纽约时报》后来日益把“非默多克报纸”当成了自己的标签，而那些坚定的左翼分子甚至会嘲笑默多克难以更改的澳大利亚口音，把他当作十恶不赦的邪恶媒体大鳄。

默多克并非没有试图改变过这种争议缠身的局外人形象，在他用“难以拒绝的价格”收购了自己梦寐已久的道琼斯新闻社和《华尔街日报》的时候，这样的时刻似乎一度到来了。如果你的记忆力还不错的话，应该会记得当时媒体是如何在报纸的头版上对他口诛笔伐，而在收购达成后又对其不吝赞美的，包括默多克的宿敌《纽约时报》也称赞他会为这家报纸带来新的基因。默多克确实令这家报纸再次迎来了春天，它的海外新闻甚至获得了接近于《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但如今，这些成绩并不能掩盖这些被层层揭露的污点，就连班克罗夫特家族也开始出面表示震怒，“我们后悔把祖业卖给了如此一个没有信誉的人”。

的确，作为旧媒体时代的最后一个大亨，默多克这几年的运气似乎一直不太好——Myspace贱售，The　Daily无人提起，旗下销量最大的世界新闻报因“窃听门”事件而停刊……新闻集团最值钱的是小默多克的福克斯和天空付费电视台，而不再是那些报纸甚至电影公司。时代的风潮在变化，默多克在努力使自己适应，他试图放弃自己“爱报如命”的标签，但最终不仅不可能比硅谷的年轻人更理解媒体的未来，甚至一再丢失了自己原有的阵地。尽管如此，在传统媒体四面楚歌的当下，一些数字依然足以说明这位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的影响力：十年来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新闻集团B类股下跌了15％，而A类股下跌了10％，相比而言，《纽约时报》下跌了82％，索尼公司下跌了80％，时代华纳下跌了77％。

中国媒体对邓文迪可以理解的过分关注，也适度掩盖了对事实真相的揭示，它们甚至将7月20日质询当天的股价上扬归为“那个响亮的自卫耳光”。但彭博新闻社早在前一天就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指出，首席运营官切斯·凯里(Chase　Carey)即将接任默多克任首席执行官，并随即分析，投资者是因为看到质询时默多克难以遮掩的年迈状态，认为这一消息箭在弦上，而詹姆斯渐趋表现出掌舵者的姿态，才为新闻集团的未来转机投了信任票。曾经撰写《聪明的领导者为何失败》和《他们最终以辞职告终》的Finkelstein在接受彭博社访问时称，“按照我们历来从其他重大丑闻所看到的结局，或许我们会看到默多克辞职”。

这果真是默多克应当告别的时代？任何一个权杖交接的时刻，都会充满重重变数。就像苹果公司，过去12年间，股东们都是趁着乔布斯不参加会议的时刻才会把接班人问题拿到桌面上商议，而最终结果至今依然扑朔迷离。这两家公司所面对的一个相同问题是——CEO的表现已经设立了很高门槛，新领导者超越他们并非易事。而且要知道，作为一个缔造者，默多克绝不允许被人像掸去蛛网一样，从新闻集团轻轻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