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邦松/文

如果说长期生活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也算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显然在新一任院长蔡洪滨这里就戛然而止了。尽管身在一个历来被公众瞩目的岗位上已经半年有余，蔡洪滨依然算得上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很少对媒体侃侃而谈，也很少在各种公开的论坛上发表措辞激烈的演讲，而且，除非你愿意翻阅“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这样的专业学术刊物，从一堆深奥难明的文章中去寻找他的名字，你很难通过常用的搜索引擎去探究蔡洪滨学术生涯的脉络。

这与他的两位前任院长，厉以宁和张维迎，对比明显。蔡洪滨非常坦率地承认，“我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他们这样的高度”。或许，把“高度”换成“知名度”可以更准确地表达蔡洪滨的意思。这个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低调和严谨的个性让他很难成为一个明星式的经济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功。蔡本人也有这样的期待，他表示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还是做研究”。

蔡洪滨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数学系。当时中国的改革刚刚起步，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非常多，他也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他于1988年考上北大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成为了厉以宁的研究生。三年之后，他赴美留学，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开始学习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企业的激励问题、公司治理问题、公司金融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问题。但蔡洪滨明白自己学术生涯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经济问题。“所以在美国工作几年以后，在学术资源的积累差不多完成后，我回到中国，回到光华来研究一些跟中国经济有关的问题”。

蔡洪滨认为，人们关心中国经济，大多比较关心一些宏观经济问题，但是真正有意思的是它的微观结构问题，它的企业的行为、地方政府的行为，包括更具体的这种劳动力的供给、社会保障、医疗健康，诸如此类等等。经济学对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分析工具，利用比较系统性的数据，可以做一些理论分析，甚至可以做一些实验，一方面验证现有的经济理论，一方面提供给中国经济问题更深入的看法。例如，有一项关于政府集权与分权问题的研究，普遍的观点认为，分权能促进下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效率。但蔡洪滨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他用模型证明，只有当下级政府是均等时，分权才会提高效率，在起跑点都不一样的情况下，分权反而会降低效率。

不得不说，和蔡洪滨谈话很难让你感到有多少乐趣，很少面对公众的他还没有完全掌握把高端经济学俱乐部的谈话内容转换成通俗易懂的插科打诨的本领，或许他根本就没打算迈出这一步。因为，在他的谈话中不时传递的一个明显信息是，经济学的主要功能并非为了取悦大众，它应该比目前在中国呈现的状态更加严谨一些。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EMBA教育的关键不在于管理知识的简单传授，更不是把EMBA变为精英俱乐部，而是要致力于企业家人文素质的打造。光华管理学院也因此启动了新一轮的EMBA教育改革，EMBA教育的本质和使命究竟是什么？

蔡洪滨：学生上EMBA，能从互相之间的交流中得到很多的有益的经验分享，这当然很重要。但如果我们的EMBA只起到一个俱乐部价值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我不觉得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且这样一个项目，不会长久。如果我以娱乐为纽带去组织俱乐部，等这些人找到自己的俱乐部之后，你就没有办法长久下去了，做俱乐部学校没有比较优势。因此，这次我们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想回归教育的本质，通过我们精心打造的这些课程体系、讲座系列、沙龙系列，各种各样的活动，希望能够系统地介绍比较先进的管理知识，让学生能够很好地把握、提升他们的管理水平。另外就是给他们足够多的机会去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这个社会，认识未来。

经济观察报：你强调要把光华管理学院建成有大学气质的商学院，并且提到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都是背后有大学作为依托的，你认为大学背景对于一个商学院来说意味着什么？

蔡洪滨：如果不依托大学,商学院更像是一个培训机构。培训机构从办学的目的来讲，就是以盈利为主，哪个项目挣钱就做，不挣钱就不做。光华这么多项目里头，坦率讲挣钱的项目有，不挣钱的也不少，我们不是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它的目标不一样。

第二，传承的东西不一样。哈佛大学有哈佛大学的传统，哈佛商学院有哈佛商学院的传统。你去了哈佛商学院，无论从建筑也好，从办学主打的方向和传统优势也好，你会感觉那是哈佛的一部分。斯坦福商学院则是一种不一样的气氛。斯坦福大学在硅谷，是美国比较年轻的大学，一百年多一点，更有创新精神，不想走传统大学的道路。斯坦福大学认为自己要发展在新技术行业的优势，这反映的是大学的精神，那么斯坦福商学院就要跟整个大学的气质一致，所以斯坦福商学院强调的是创业、创新，不走哈佛商学院的道路，传统的管理模式，不是它主打的方向。每一个商学院立足于大学，必须根据大学的气质和传统来发展自己的优势。

另外，商学院作为大学的一部分，必然要跟大学里其他的科系相互交融，结合你现有的一些东西，拓展出自己独特的商学教育优势，这也是各个商学院一直在探索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与国际上著名的商学院相比，北大光华的优势和劣势各是什么？

蔡洪滨：中国的商学院教育时间很短，中国商学院的国际地位跟中国企业的国际地位，有相类似的地方。我们大部分的企业，跟二三十年前比，都是越做越好，但是在整个的国际经济里头，相对来讲还是属于以Made　in　China为主，制造业为主，相对低端为主。我觉得中国商学教育在世界商学教育中的地位，跟这个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起步，还有很大的一些差距。从学术研究方面，从教学的项目方面，从对于校友的服务方面，跟中国的企业一样，对于国际商学教育一些先进的经验，都有一个引进、吸收、消化和超越的过程。

我们跟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很多方面是有差距的，我们必须很客观地看待这个差别。但是反过来，我们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体中，进行我们的商学教育，在这样的大的环境下，我们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管理科学具有科学和艺术两种特质。科学部分是无国界的，艺术这部分则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性。这部分光华希望做出自己真正的特色来。光华老师所创造出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扎根于中国的，但同时又是按照国际上规范的方法去研究，所提炼出对中国发展有益的管理知识和管理思想——这将是我们实现超越的核心力量。

经济观察报：在成为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之前，你一直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学者，但成为院长之后——尤其是你的两位前任，又是那么具有媒体影响力的学者——心里面有没有感受到压力？

蔡洪滨：压力当然有，就个人来讲，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还是去做研究，但是我理解无论是学院老师们同事们，还是社会也好，可能会对我有不同的期望，这也是我自己需要逐渐学习逐渐调整的一个过程。我的两位前任，当然很有名的，这是我们光华的财富，所以我们还会继续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从我个人来讲，我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他们这样的高度，但是这个并不代表光华的社会影响就会降低。我觉得光华作为一个学院，我们这个整体社会影响的打造，未来可能越来越多靠的是我们的团体项目，而不是院长的个人项目。

经济观察报：光华是管理学院是教授管理学的，但光华本身的管理即是一大挑战。这里汇聚了这么多知名学者教授、各种学术思想，怎么才能管理好这些个性不同、思想各异的学者，做到既同心协力又和而不同？

蔡洪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因为北大的传统就是兼容并包，自由开放。我觉得在整个北大，包括光华内部，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很正常。我们学院有108个老师，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不同的学术思想，不同的观点之间的兼容在北大在光华是很容易做的。另外一方面，从一个管理学院来讲，内部管理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有八个系，每个系里头还有不少的方向，所以每个老师，从专业角度来讲，就有非常大的不同。另外，像光华这样的一个商学院，老师们之间的背景相差是比较大，我们有最近回国的，有长期在海外的学者，也有早些年回国的，年龄结构上也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如果你到哈佛去看，你到国外任何一个商学院去看，相对来说，他们的师资是比较同质化一些的，它虽然也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性格差别，但他们没有这么多元化的背景。

那么在这些情况下，怎么能够让大部分的老师们认同这个学院的方向，愿意一起努力把这个学院做得更好，从这个角度讲，是有一定的挑战。商学院作为一个学术机构，一个教学机构，它跟企业不一样，企业可以激励，可以制定各种各样的奖惩制度。比如在一个民营企业，老板可以说，你做得不好可以开除你，做得好，我给你奖金给你分红，甚至给你股份。而且，光华虽然是事业单位，但是我们跟政府又不一样，政府靠命令，上下级关系（进行管理），但是学校，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学术机构，相对而言又比较自由与民主，你靠命令，靠上下级关系来推动事情是做不到的。院长也只是一个临时的服务岗位，这个院长做完你还是回去做你原来的教学、研究。那你靠什么？怎么能真正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学术机构，最终只能靠这些老师们，真正地从心里认同学院的使命，然后把学院当做自己的一个组织，愿意为这个组织去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只有真正做到大部分老师有这样一种认同感，才能够真正的调动起这些老师们的积极性，我们这个组织才真正能够发展。

在最近的一个毕业典礼上，我们创始院长厉以宁老师专门讲到光华的精神，他总结了三条：一条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我们北大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第二点讲的就是认同，从光华创办以来，我们就一直强调我们的老师们对这个学院的认同感；第三就是自律，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师都要有很高的职业道德，能够自己约束自己，真正做到自己的行为跟学院的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

经济观察报：那你觉得像经济学家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蔡洪滨：他应该扮演经济学家的角色。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觉得首先科学精神很重要，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学者，必须要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对于你研究的问题，要有深入的分析，要有严谨的态度。经济学在当今中国，好像是一个所谓的显学一样，大家都在讨论，大家都觉得经济学家很重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说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工具，这把经济学太工具化了。我觉得经济学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好，但是，我希望首先把经济学看成一种社会科学。我想强调的是科学性，就是说，它跟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有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对你所研究问题的分析框架，它的前提条件，需要比较清楚，要在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体系下讨论我们所关注的这种社会现象。因为如果你太强调经济学所谓的工具性作用，所谓的经世济民，经济学家好像变成了诸葛亮，这个人有个妙计，那个人有个妙计，我觉得经济学没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大家可能对经济学家容易失望，多少也是在这儿。

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来看待的话，那么经济学有它的分析体系，有它的研究方法，它非常非常有用，但是它有用在于：对于一个社会现象，如果我不做这个研究，你可能是一种看法，我做了这个研究，你会发现背后的原因，背后的机制会很不一样，基于这样的研究基础之上，我们做进一步的政策讨论，这样的政策讨论无论对于决策者也好，对社会公众对政策问题的讨论也好，才会深入。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我觉得才能真正的起到我们经济学家对于社会的作用。

蔡洪滨的观点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我们现在谈到的收入分配、教育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这些都是动态的概念，并不是最可怕的，而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流动性低才是最可怕的。

中国现在有个说法叫做全民PE，说很多的人拿了钱就想要去投资。从资本的角度来考虑，在美国有钱的，尤其是很多old　money的地方，肯定不是圣弗朗西斯科。但怎么把资本和idea结合，把新的理念结合，其背后的一些culture、制度和组织，是很重要的。

国企就像政府的儿子一样，要把儿子的行为跟老子的行为分得清楚。现在地方政府的一些行为是通过地方国企来参与甚至是干预当地经济。我们必须理解它的动机，以及这种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

（叶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