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陈勇 采访老何是个很“曲折”的过程，曲折原因是他坚持不懈的给我电话短信，而我最初的打算是爱莫能助。也许做记者久了，遇见的问题多了，人心也会麻木。

老何给我第一次电话的时候，我在外地出差，他表示可以等我回来。我的想法是等几天，也许他就走了，因为他所反映的诉求我根本无法帮他解决。然而，一个礼拜后，飞机刚落地，我又接到他的短信，他表示，希望在临走前，能见上我一面，他说，他知道我是因为帮不上他，而躲着他。他那么辛苦的来北京，即使不能解决问题，也想找个人把话说说。老何的真诚让我无地自容，那一刻我看到自己卑劣的一面。

后来，我们相约在KFC。因为那是公共场所，老何的身份是上访者，即便截访的要带他走，也要顾及到社会影响，毕竟这里还是北京。记得有个驻京办主任和我说，只要是上访的，他们那种装束打扮，一眼就能明了。老何也不例外。在KFC门口，他特别显眼，1.7不到的个子，挎着包，身着咖啡色上衣，蓝色裤子，脚下一双解放鞋，满脸的皱纹和沧桑，让人觉得他饱受岁月和生活的折磨。

从业六年，我见过许多上访者，他们大多有着强烈的不满。而老何的开场白则递过一本党员证，告诉我，他是个有着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相信政府。而在此后的近一个小时里，老何也没有表示过任何不满，他说，他只想要个公道，老了，好好过一个晚年。

老何反映的是企业改制，国有资产流失，职工下岗，无法生活，为求生存，因此走上上访路。实际上，在中国，像老何这样的人非常多，但即便有媒体报道，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我对老何说，即便我能帮你，但未必能解决什么问题。老何说，他明白，上访十来年了，还被当地政府劳教了一年，如果讨说法都被关，那么其他也就没什么好怕了。

临别时，我留下了老何的全部材料，那是厚厚的一叠。上访十年，他对法律的了解以及信访认识的已经超越我这个记者，他的执着深深让我震撼。

老何回去后，还会给我发短信打电话，告诉我新进展的情况。他告诉我说，他数次的逃跑，让当地信访干部头痛不已，干部恐吓他，如果再跑就要把他和精神病人关押一起。我问他，你怕不怕？他回答说，牢都坐过了，难道还怕去精神病院？

但最终，当地政府还是觉得他过于偏执，觉得他一根筋，还是送他去了精神病院，而我也就再没接到过老何的电话和短信，他好像就没有出现过，再也没有任何影像和消息，只是他的那个打扮装束时常会浮现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