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陷救人者
像彭宇案、许云鹤案的审判,本来都是司法权扭转道德败局的稍纵即逝的契机,遗憾的是,颟顸的法院一错再错,与道德一同沦陷。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中国的司法权,从一开始就未摆正公义的身位。当真相被悬置,当正义的前景一片模糊,它们应该以什么为判决的标尺和方向呢?
——《经济观察网》
执法机关应当对石老太太的行为以诈骗未遂论处,并依法给予处罚。如果不处罚,诬陷他人就不需要成本,就会鼓励更多人基于私利而诬陷善良人。
——《新京报》
无论是偶在的监控录像也好,还是自找的旁人证据也罢,顶多只能缓解绑架道德事件的难题。彻底根治才能化解社会公众的道德焦虑,唤醒人们的道德感。
——《京华时报》
真正的解决之道,除了舆论和法律维持中正立场之外,最重要的还是社会要将民众从生活的高压中解放出来,提高福利和完善保障。只有这样,老人们才不会觉得自己是家庭的负担和累赘,受到伤害时才不会逾越道德边界,以企图转移家庭和子女的风险与压力。
——《重庆时报》
法律不可能掌管道德、约束道德,但司法诚然可以为道德的成型与良知的建立提供力量。一个判决如果是好的判决,推崇应有的价值观,它可以引导社会向善;如果是坏的判决,扼杀应有价值观的成长,它必然引导社会向恶。
——《南方日报》
如果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中,每个目击者的眼睛都成为“摄像头”,每个在场的人都愿意为见义勇为者提供证据,则见义勇为者就不会蒙冤,讹诈者就不会得逞,法律也就不会面对两难。
——《北京青年报》
不是每辆车都有摄像头,也不是每个扶起老太太的司机都像南通的这位师傅那样幸运,当类似案件必须靠录像自证清白时,法律不该沉默,甚至走错方向。
——《北京青年报》
统一社保卡
社保卡加载金融功能,不能停留于将社保卡当作一种新的“贵宾卡”,还必须有更高的追求,譬如解决社保“碎片化”等问题。
——《新京报》
考虑到一些现实因素,要完全破除城乡、地域之间的政策壁垒恐怕不易,但形成一套具有基本底线的社会福利供给体系,则必须成为一个不容变更的目标。
——《南方都市报》
录入大量动态信息、涵盖了持卡人的经济活动的社保卡,在完善公民身份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倘若将持卡人的其他身份信息也写入卡内,他的轮廓将会更加清晰,面貌将会更加真实,社保卡的社会管理价值也将更高。
——《广州日报》
对于社保卡来说,真正的价值不是成为银行卡,而是成为一张真正实现社保关系全国异地转移接续的统一卡。
——《扬子晚报》
一张卡片形式上乃至功能上的改变,只是地域统筹和便捷功能的改变,而要真正让公民平等地享受一张卡背后的兜底保障,只有从调节当下过大的地域权利差异,从权利上实现全国统筹做起。这样的权利格局改变,其价值远在金融功能之上。
——《重庆时报》
官员“自杀”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证据意识,从破解“彭宇困境”的角度上讲,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摄像头密布的时代,当我们做好事被冤枉时,我们就应当增强证据意识,尽可能寻找一切能证明自己的证据。
——《中国青年报》
每发生一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必然会引起一阵舆论骚动。因为,一个在任官员的自杀身亡,不是私事,而是关涉公共利益。调查机关出具的调查报告,应经得起基本常识的考验和公众舆论的质疑。
——《扬子晚报》
派出所电话停机
作为个人通讯工具的手机,即便是欠费情况下,也一样可以免费拨打紧急电话,这是国际通用惯例。作为为公众提供紧急救助服务的电话,派出所的号码是否也可以列入紧急电话行列,永不会因为欠费而停机?
——《新京报》
警铃就是军号,吹不响怎能打得赢?难道这些派出所真的发生了比美国政府更加严重的债务危机?原因更可能是,警风警德此地没有信号,执法为民不在服务区。
——《钱江晚报》
刑诉法修订
从公开的草案全文来看,既有保障人权上的亮点,也有强化侦控权的暗点。两者应如何调和,才能使制度的运转更加润滑而不是相互脱节,也是立法者应关注的重要任务。
——《南方都市报》
本次《草案》是在理念上回归了“职能主义”倾向——依靠公权机关查清案件,而不是通过提升辩方地位形成有效的制约、博弈。所以《草案》更多地表现为强化警察权、检察权主动纠问犯罪、查清事实的职能。
——《东方早报》